一、鸦片的来历

毫无疑问，鸦片战争作为中国近代史的源头，它总会引起中国人的痛楚:屈辱的时代由此开始。然而，这并非事情的全部。

鸦片，是罂粟的初级产品。而罂粟确实上帝赐予人类的一个大家族:它有28属，250多种；主要生长在北半球几乎整个温带和亚热带地区。而这个地方几乎是全人类文明的发祥地。在瑞士发掘的公元前4000年新石器时代屋村遗址中，考古学家便发现了“鸦片罂粟”的种子和果实的遗迹，并且属于人工杂交种植的品种。到公元前3400年，如今伊拉克地盘的两河流域，人们已经大面积地种植这种作物了，而且给它以“快乐植物(joy plant)”的美名。至少在公元前2160年，鸦片已经成为兽医和妇科药品。已经发掘的公元前1500年古埃及墓葬中，“底比斯鸦片”已经属于高级品牌。延续到公元前300年，古希腊已经把鸦片作为普遍的饮料。在《圣经》与荷马的《奥德赛》里，鸦片被描述成为“忘忧药”，上帝也使用它。至少在公元前两世纪的古希腊名医加仑(Galen)，就记录了鸦片可以治疗的疾病:头痛、目眩、耳聋、癫痫、中风、弱视、支气管炎、气喘、咳嗽、咯血、腹痛、黄疸、脾硬化、肾结石、泌尿疾病、发烧、浮肿、麻风病、月经不调、忧郁症、抗毒以及毒虫叮咬等等疾病。

繁亢的列举我们不再继续，总之一句话:鸦片几乎伴随着人类的全部历史。17世纪的英国医生、临床医学的奠基人托马斯.悉登汉姆(Thomas.Sydenham)歌颂道:“我忍不住要大声歌颂伟大的上帝，这个万物的制造者，它给人类的苦恼带来了舒适的鸦片，无论是从它能控制的疾病数量，还是从它能消除疾病的效率来看，没有一种药物有鸦片那样的价值。”“没有鸦片，医学将不过是个跛子”。这位医学大师因此也获得“鸦片哲人”的雅号。

我们的祖宗也早就熟悉鸦片。文字的记录是贫乏的，但至少在公元前139年张骞出使西域时，鸦片就传到了中国。三国时名医华佗就使用大麻和鸦片作为麻醉剂；在唐乾封二年(公元667年)，就有鸦片进口的记录，唐代阿拉伯鸦片被称为“阿芙蓉”；公元973年北宋印行的《开宝本草》中，鸦片定名为罂粟粟，这后一个“粟”当蒴果解。当成吉思汗的铁骑踏遍欧亚大陆以后，鸦片也成为社会商品的一个重要种类，但那都只是入药佳品。大约1600年代，荷兰人通过台湾把北美印第安人的烟斗连同烟叶传入中国，中国开始有吸烟者。其广泛程度令中国的统治者恐慌，崇帧皇帝下令禁烟。因为曾经有人把鸦片混入烟草吸食，始料不及的是，烟草被禁却导致了吸食纯鸦片的泛滥。直至18世纪中叶的清朝官员黄喻普才首次记录了台湾人吸食鸦片的具体过程。他断言:除了杀掉吸食鸦片者，否则无法令其戒除恶习。

二、鸦片贸易在中国的兴起

17世纪末，康熙皇帝恩准外国人在广州经商，附加了八项严苛的限制条件。其中之一就是必须经户部批准的“公行”方得以从事对外贸易，它成为官方特许的商行，于是就有了腐败的门户。广东的地方官员和具有官家背景的人通过贿赂获得特许，户部官员则获得贿赂。整个18世纪中外贸易在发展之中，英国人逐渐取代了葡萄牙人、荷兰人成为中国对外贸易的主角，贸易的范围十分广泛:茶叶、糖、蚕丝、瓷器、纸张、珍珠母、樟脑、肉桂、铜、明矾、金银、丝制品、漆器、植物油、竹器、大黄等商品换回欧洲人带来的棉花、羊毛及制品、铁、铅锌、钻石、辣椒、钟表、珊瑚、琥珀、鱼翅、鱼、米等商品，鸦片也跻身其中。

贸易的发展导致西方文化、宗教、道德观念等意识形态也渗入中国，朝廷担心这会严重冲击中国的传统文化，从而动摇朝廷的统治；民间也对于西方传教士带来的宗教与文化产生抵触，于是必须加以限制。迂腐的皇室认定西方货物包含着诱惑，限制的措施一方面严格控制外国商人仅限边远的广东；另一方面禁止以货易货的实施。于是官员们随心所欲地认可允许进口的货物，且规定出口必须换回金银。由于中方市场有限，严重的出超使英国为主的商人难乎为继，此外，以英国商人为主的外商，更垂涎三尺于中国内地广阔的市场。

由于中国的茶叶同样使英国人上瘾，商人们必须用现银购买茶叶导致巨额逆差，而内地市场严禁外商涉足，有限的贸易额不足以弥补这个逆差。为了弥补这种逆差的商人们很快发现，只有两种商品官员们从不禁止进口:棉花和鸦片。棉花主要产出于埃及和印度，埃及的运输成本导致无利可图；即使印度的棉花也获利菲薄；而产于印度的鸦片却有暴利可图，官员们特别需要它来发财。中国虽然已经盛产罂粟，但鸦片质量却不是印度鸦片可以比拟的，何况国产鸦片远不能满足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