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自《中英第一次鸦片战争全景解读:那一次，我们挨打了》作者: 端木赐香  出版社:山西人民出版社   

1839年1月8日，林则徐离京南下，发出传牌，声明此行连跟班带厨师，就10个人，并无前站后站之人，如有借名影射，立即拿下。所雇夫价、轿价均已自己发给，所有尖宿公馆，只用家常便饭。跟班人夫，不许暗受分毫站规、门包，需索者即刻扭送禀报，私自送物者定行特参。看来，林钦差是深刻明白官场上的潜规则的，他提前这么打招呼，是友情提醒各位同事:原先那一套，现在不要跟我玩啊。

天朝救星林钦差就这样下山了，虽然没有像一般的官员那样威风凛凛大讲排场，但这种清廉，实在是另一种威风，这种威风由于在天朝体制下的稀缺而更引人注目。总之，钦差一出动，雷声四处响。广东那边，不管好人坏人，都缩着脖子等呢。

1839年3月10日，林则徐到达广州。广东省全部高级干部前来迎接。他们是两广总督邓廷桢、广东巡抚怡良、水师提督关天培、海关监督豫厚庵、广东将军德克金布等。

到广州后的林则徐，还是首先严格要求手下，要求他们不要搞吃喝卡拿老一套。唉，百年不遇，广州人民终于大开眼界，看见一个清官了。

老实讲，官僚主义作风、吃喝拿要、坑蒙拐骗等封建体制下的官场弊端（吴思所谓的“潜规则”）也可以暂时消失，但这是一种不正常的、偶然的、个别的现象，这才是天朝悲剧的根源所在。

面对这么一种不正常的现象，洋商们也感觉到不可思议，所以他们伸长脖子等待，等待钦差大人的下一步动作。一星期之内，他们等来了一系列告示和文件。再其后，钦差的严打开始了。这严打首先从内部开始，林则徐刊行《禁烟章程十条》，大致意思是:

勒限两个月，让吸食者断瘾，欢迎大家举报，举报者有奖，若搜出真赃实具，被告者的全部家产奖励给举报者。下级举报上级，举报成功者，可以提拔你干部级别。百姓家门永远向兵丁敞开，兵丁可以直接进家，入室搜查烟土烟民。百姓、兵丁、学生、出洋船户之间普遍地实行五家连环互保，无人敢保者，立即拿下，实行熬讯……

考虑到官方力量的有限，更考虑到民对于官的畏惧，林则徐运用了地方绅士力量。在官办收缴总局之外，另设士绅办理的收缴总局。这是挺有人情味的一招，让那些一见官吏即打哆嗦的小民百姓，可以隔过衙门呈缴自首。不过其反面透露的信息更值得我们注意:这是民怕官的社会，而大清现在面对的对手，是一个官怕民的社会，两种社会体制的优劣，将在不久的将来，用战争来证明。

林钦差所搞的这一切，可谓是“鸦片大革命运动”。因为互保株连、奖励告密，这些东西在中国的历史上并不少见，其动静一般都很大，所以，我们不能低估这场禁烟运动的涉及面。按林公所言，那是“一人之瘾，众人断之”。至于成效，最好用数字来说明。截止到5月12日，两月的运动，捕获吸毒、兴贩者1600名，收缴烟土烟膏461 526两、烟枪42 741杆、烟锅212口。到底有多少人因此先富起来，或者干部级别提拔了，查不到资料。

“大革命”过程中，也有说风凉话的。比如穆彰阿，认为对于吸食及贩卖者治罪过重；他还认为收缴烟膏、烟具，是地方官意在邀功，希图塞职。前一个风凉话道光没听，后一个风凉话道光听了，于4月16日下旨:“嗣后拿获吸烟人犯，不准以呈缴烟膏烟具入奏。”我们不能因为林则徐被奉做了民族英雄，就把所有与他意见不一的官员想当然地定性为坏蛋。不得不承认，林公的戒烟条款有峻急的一面。不得不承认，收缴烟膏、烟具，可能会沦为形式主义。这一点，连林则徐的爱国伙伴、禁烟战友邓廷桢都早就看透了。

林则徐在湖广任上，曾大缴民间烟枪烟具，事情传到广州，两广总督邓廷桢曾指着几案上的水盅对梁廷枏说:“譬如禁茶，茶碗收尽，还可以以这个水盅为饮具，尽绝吸食鸦片，只收缴烟具根本不是办法。”（梁廷枏:《夷氛闻记》，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24页）

当然，当林公与邓公结成战略伙伴后，后者就不会说此种风凉话了；相反，两个人同甘共苦，结下了生死情谊。同在流放期间，更是相濡以沫，互相安慰。据史家研究，两个人之间曾经有过交易:林则徐在越华书院召集几百名学士搞过不具名的民意测验，叫大家填报与鸦片有干系的人等。

测验结束，士子们普遍反映鸦片的泛滥乃水师包庇所致，林则徐遂准备拿水师总兵韩肇庆以下1000人开刀以平民愤，结果邓廷桢出场了。与林公密谈的结果，原准备处以死罪的韩肇庆被处以革职。邓廷桢包庇韩总兵，林则徐又包庇邓廷桢，这一点魏源在《道光洋艘征抚记》里也承认，韩肇庆“终以邓廷桢所保，不能尽正其罪”。

有中国学者隐约透露，这时的广州百姓正流行给邓廷桢编民谣呢，就跟现在的手机短信似的，或者说比手机短信还可恶，直接写到了总督衙门的墙上，说什么“禹域虽广地却贫，邓公仗钺东海滨，终日纵吏勤网捕，不分良莠皆成擒。名为圣主除秕政，实行聚敛肥私门。行看莺粟禁绝日，天网恢恢早及君。”（《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鸦片战争》第五册，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4页）

还说什么“何时钟室诛韩信，自昔铜山属邓通。”（梁廷枏:《夷氛闻记》，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24页）按中国传统，跟领导这样玩，怎么着也叫诽谤，邓廷桢把它叫“无根讪谤”，杨国桢先生更进一步，称其为“恶意诽谤”（似乎这个世界上还有“善意诽谤”呢）。后来，随着林、邓禁烟斗争的开展，这种手机短信传得更加热闹，邓廷桢没有办法，只好上报道光。

说自己禁烟太严，不利于吸食者云云。道光下发上谕，追查编造歌谣之人。邓廷桢又不好意思为了这个搞文字狱，最后不了了之。直到今天，邓廷桢在广东任上是否参与了鸦片走私与分肥，还是个稀里糊涂的事，大家也不好意思跟林则徐的革命战友较真儿，否则动机不纯不说，还有恶意诽谤之嫌。

对于林、邓的严禁，特别是林则徐利用广州士绅禁烟的做法，美国学者小弗雷德里克·韦克曼先生认为很危险:“因为准许各村知名人士成立拥有逮捕权的禁烟会，这就意味着把大量权力交给了不易控制之人。所以出现了许多错捕案件和麻烦事故，如邻居之间公报私仇互相告密；有些家族为了报复族间血仇的宿怨或者争夺财产权而中伤与自己相敌对的家族。”（费正清:《剑桥中国晚清史》中译本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199页）

不知是为了民族英雄的光辉形象，还是爱国心切，中国正规的史书中把这些内容都过滤了，这种过滤让林则徐走向了理想化，俄国学者傅乐吉称之为“由几代传记作家和历史学家目标一致所实现的一种理想化”。

傅乐吉不讳言他对林则徐的崇敬，但他说，从清代开始，中国的研究者们在描写林则徐的时候，有关他的情况，“一切不体面的，或者看起来是不文雅的东西，都从史事记述中消失，而如果不可能抹掉，则巧妙地作一诠释，并赋予另一意思；结尾出现的履历表，不由使人想起秘密工作者的假履历”。（杜家驹:《外国历史学家论林则徐》［二］，《福建学刊》1995年第2期）

不过即使这样，我们还是能在时人笔记与诗文中发现一些蛛丝马迹:“黔赤万家愁大索，仓皇半夜走讹言”；“但见累累被日拘，未闻研鞠脱冤诬”；“时获食烟之人，贯耳游行”；“食烟之人被获，即其不食烟戚友同到官收监，亦无一得昭雪”。（麦天枢:《昨天——中英鸦片战争纪实》，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5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