鸦片战争的失败的根本理由是我们的落伍。我们的军器和军队是中古的军队，我们的政府是中古的政府，我们的人民，连士大夫阶级在内，是中古的人民。我们虽拚命抵抗终归失败，那是自然的，逃不脱的。从民族的历史看，鸦片战争的军事失败还不是民族致命伤。失败以后还不明了失败的理由力图改革，那才是民族的致命伤。倘使同治光绪年间的改革移到道光咸丰年间，我们的近代化就要比日本早二十年。远东的近代史就要完全变更面目。可惜道光咸丰年间的人没有领受军事失败的教训，战后与战前完全一样，麻木不仁，妄自尊大。直到咸丰末年英法联军攻进了北京，然后有少数人觉悟了，知道非学西洋不可。所以我们说，中华民族丧失了二十年的宝贵光阴。

为什么道光年间的中国人不在鸦片战争以后就起始维新呢？此中原故虽极复杂，但是值得我们研究。第一，中国人的守旧性太重。我国文化有了这几千年的历史，根深蒂固，要国人承认有改革的必要，那是不容易的。第二，我国文化是士大夫阶级的生命线。文化的摇动，就是士大夫饭碗的摇动。我们一实行新政，科举出身的先生们，就有失业的危险，难怪他们要反对。第三，中国士大夫阶级(知识阶级和官僚阶级)最缺乏独立的，大无畏的精神。无论在那个时代，总有少数人看事较远较清，但是他们怕清议的指摘，默而不言，林则徐就是个好例子。

林则徐实在有两个，一个是士大夫心目中的林则徐，一个是真正的林则徐。前一个林则徐是主剿的，他是百战百胜的。他所用的方法都是中国的古法。可惜奸臣琦善受了英人的贿赂，把他驱逐了。英人未去林之前，不敢在广东战，既去林之后，当然就开战。所以士大夫想中国的失败不是因为中国的古法不行，是因为奸臣误国。当时的士大夫得了这样的一种印象，也是很自然的。林的奏章充满了他的自信心，可惜自道光二十年夏天定海失守以后，林没有得着机会与英国比武，难怪中国人不服输。

真的林则徐是慢慢的觉悟了的。他到了广东以后，他就知道中国军器不如西洋，所以他竭力买外国炮，买外国船，同时他派人翻译外国所办的刊物。他在广东所搜集的材料，他给了魏默深。魏后来把这些材料编入《海国图志》。这部书提倡以夷制夷，并且以夷器制夷。后来日本的文人把这部书翻译成日文，促进了日本的维新。林虽有这种觉悟，他怕清议的指摘，不敢公开的提倡。清廷把他谪戍伊犁，他在途中曾致书友人说:

彼之大炮远及十里内外，若我炮不能及彼，彼炮先已及我，是器不良也。彼之放炮如内地之放排枪，连声不断。我放一炮后，须辗转移时，再放一炮，是技不熟也，求其良且熟焉，亦无他深巧耳。不此之务，即远调百万貔貅，恐只供临敌之一哄。况逆船朝南暮北，惟水师始能尾追，岸兵能顷刻移动否？盖内地将弁兵丁虽不乏久历戎行之人，而皆觌面接仗。似此之相距十里八里，彼此不见面而接仗者，未之前闻。徐尝谓剿匪八字要言，器良技熟，胆壮心齐是已。第一要大炮得用，令此一物置之不讲，真令岳韩束手，奈何奈何！

这是他的私函，道光二十二年九月写的。他请他的朋友不要给别人看。换句话说，真的林则徐，他不要别人知道。难怪他后来虽又作陕甘总督和云贵总督，他总不肯公开提倡改革。他让主持清议的士大夫睡在梦中，他让国家日趋衰弱，而不肯牺牲自己的名誉去与时人奋斗。林文忠无疑的是中国旧文化最好的产品。他尚以为自己的名誉比国事重要，别人更不必说了。士大夫阶级既不服输，他们当然不主张改革。

主张抚夷的琦善、耆英诸人虽把中外强弱的悬殊看清楚了，而且公开的宣传了，但是士大夫阶级不信他们。而且他们无自信心，对民族亦无信心，只听其自然，不图振作，不图改革。我们不责备他们，因为他们是不足责的。

——蒋廷黻《中国近代史》

重读蒋廷黻先生写于68年前的大作《中国近代史》，我们仍然感到耐读、大气，令人荡气回肠。这段“民族丧失二十年的光阴”的文字见诸于该书的第一章第四节。这一节写的是处在“中古”状态的清王朝，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已经“近代化”的西方侵略者，在鸦片战争中被西方列强打败而不知民族危机、不思国家内政改革，白白浪费了20年的光阴，直到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才有洋务派开始近代化的努力。那么，为什么道光年间的中国人不在鸦片战争以后就起始维新呢？蒋廷黻先生探讨了个中的缘由，提出了“士大夫误国”的观点。

鸦片战争以后，中国封建舞台的主角仍然是士大夫阶级（知识阶级和官僚阶级），他们的所作所为影响着中国历史的基本走向。这个阶级基本上可以分为两类人，一类是以林则徐为代表的先进的中国人，一类是仍然闭目塞听、妄自尊大的守旧派，他们占中国官僚层和知识层中的大多数。政府官员中的“主抚”派如琦善、耆英诸人，自然不可能振作和改革，蒋廷黻先生说“我们不责备他们，因为他们是不足责的”，那么，象林则徐那样先进的中国人为什么不公开提倡改革呢？蒋先生从中国传统文化的劣根性的角度深刻地分析了其中的原因，为我们勾画了“两个林则徐”的形象，“一个是士大夫心目中的林则徐，一个是真正的林则徐”，当然前一个林则徐是被理想化的非真实的林则徐。

但问题在于，对林则徐的这种理想化的认识一直延续至今。说起林则徐，我们的脑海中就会涌现睁眼看世界的民族英雄的形象。蒋先生的这段文字告诉了我们:林则徐的开眼看世界也是有一个过程的，他对世界大势的认识也是随着中国的战败而逐步有一个比较清醒的认识。

这使我想起了林则徐的一道奏折。当时，鸦片战争马上就要打起来，英国人已经出兵。林则徐给道光皇帝上了一道奏折:“彼之所至，只在炮利船坚，一至岸上，则该夷无他技能，且其浑身裹缠，腰腿僵硬，一仆不能复起，不独一兵可以手刃数敌，即乡勇平民竟足以致其死命，况夷人异言异服，眼鼻毛发皆与华人迥殊，吾民齐心协力，歼除非种，断不至于误杀。”林则徐还建议道光帝断绝中外贸易，假如中国人不把茶叶卖给英国人，英国人就会患病或是消化不良而死去。

今天，我们会认为这是个笑话，在当时，这是我们民族最先进的人，站在第一线的力量，民族最清醒的力量，对世界的认知尚且如此。

现在，很多人说鸦片战争之所以失败，是因为道光皇帝的昏庸，把林则徐撤职了，用了一帮投降派。道光把林则徐撤职了，从历史上成全了他，保住林则徐的英名。林则徐的运气也真好，咸丰即位的时候，有个御史举荐林则徐，咸丰当即下令教林来京“协办夷务”，可是林则徐病大重，不久就死了。我们可以设想，假如林则徐与英国人开战，他会获胜吗？林肯定会战败，少不了以签定丧权辱国的条约而告终，那时候，我们还会称林则徐是民族英雄吗？

历史的残酷性也在这儿:历史不记过程，只记结果，道光励精图治，但第一个丧权辱国的条约是他签的，历史耻辱柱上的第一人就是他。林则徐开眼看世界，是剿夷派的领袖，只是因为未曾签过城下之盟，近代第一个民族英雄就非他莫属。

这是中国历史最复杂、最痛苦的一部分，我们往往不能直面，通常是找几个替罪羊，说我们近代本来不错，就是几个坏蛋把国家、民族给出卖了，于是，整个民族得到精神上的解脱。

民族丧失了二十年的光阴，林则徐又该承担多少责任呢？林则徐看到了中外的悬殊，虽然他的认识仅仅停留在中国的武器装备不如外国人、要“以夷制夷”上面。因此尽管他在广州也有仿制西洋战船、大炮的举动，可是他不能振臂一呼，使“向西方学习”成为一种社会的舆论和行动，相反，林则徐还要遮掩自己的思想和行为，使中国人一直存在于一种迷幻的错觉之中。在这种错觉之中，林的自身形象得到了维护，可是一个民族从落后中奋起的时机却被耽搁了。

诚然，我们用今人的眼光和思路来评价林则徐，可能有失公允，中国旧文化的力量实在太强大了，国人在没有付出更为惨重的代价之前，是不会轻易改弦易辙的，仅凭林则徐一人的力量毕竟有限。

但是，林则徐终究没能冲破旧文化的藩篱，他的行为给中国传统文化作了一个最好的注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