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联系前述公式(1)至(3)简略地提及几位西欧作者的名字和见解。按照公式(1)和(2)，一国为使自己的货币供给(M(t))增加，显然应当让货币流入(即(MtIM—MtEX))或贸易顺差(即(EXt—IMt))越多越好。如何能做到这一点呢？表面上看可以去限制货币流出或限制进口，即不让MtEX或IMt出现。这是最粗鲁的重商主义(可以说是“原始重商主义”吧)。中世纪晚期西欧的一些政权的确也采用过这样的政策。但是，人们很快就认识到，采用这种最粗鲁的重商主义政策，其后果必然自我伤害，因为(1)贸易伙伴国也可采用同样的政策，这样本国的出口或货币流人无从谈起；(2)如果没有进口或进口受到限制，本国出口因经济原因也可能无法扩大。一位名叫塞拉的意大利商人在1621年发表了题为《略论可以使无矿之国金银充足的成因》[12]125-145，明确论述了上述粗鲁重商主义在这个事情上的不合理性。

曾在东印度公司担任董事职务的不列颠人托马斯·孟回国后于1621年写作了小册子《英国得自对外贸易的财富》(发表于1664年。[12]146-172)他在书中进一步阐述了宽松贸易政策对维持贸易顺差的好处。他反对刻意限制进口或限制货币输出的政策，指出实行低关税等措施可促进贸易增长。他还特别主张发展航运业和贸易服务业，指出本国开展这些活动同样具有扩大贸易顺差的作用。这个思想可以说开启了从单纯货物贸易平衡向现代经常账户平衡概念转变的先声。

曾取得医学博士学位并在晚年成为议会议员的不列颠人巴尔本(中译名又叫巴邦)于1690年发表《贸易论》小册子。他在书中从另一个角度对上述公式进行了探讨。他同意孟关于贸易十分重要的观点，但反对孟关于贸易顺差是增进国民货币和国民财富的必要途径的看法。巴尔本认为，货币是与金银不同的事物，“用金或银制造货币并非绝对必要”。他还说，“对贸易来说，信用银行具有极大的优越性”；“货币是商业的工具尺度，而不是银子”。[13]204巴尔本对前述公式(1)至(3)及其背后所包含的原理显然有新的认识，而这个新认识几十年后在休谟那里终于得到革命性的发展。

一生经历十分丰富并担任过多种公私职务的休谟对贸易顺差论的批判体现在他对同时代一位作者的言论的评论上。让我们引用休谟1752年“论贸易平衡”一文中的话，“担心钱币会离开一个有人力有工业的国家，就像担心所有的源泉和河流会干涸一样。只要我们谨慎地爱护人力和工业，就永远不愁会失去货币。……吉先生的大作曾在英国国内掀起轩然大波，这些文章通过详细列举，明确昭士:贸易逆差，数额巨大，迨五六年之后，国人将不复存一先令。然而幸运地是，一晃二十多年过去了，而且在这期间还连年用兵。可是如所公认，英国人手里的钱币比以前任何时期都更多了”。[14]53

休谟提到，他同时代著名作家斯威夫特曾讥笑爱尔兰“国将不国”，因为这个只有50万英镑现金存量的国家每年需要向英格兰支付整整一百万英镑。可是，在这话之后的30年中，爱尔兰经济依然如故，一点儿货币危机的味道也没有。[14]53-54

来调节，尤其当国内已经出现发达的信用体系时。将休谟的货币思想和对外贸易思想结合起来，我们可以有这么一个货币供给量公式:Mt＝θMt-1＋λMBt＋et    (6)

在这个公式中，Mt和Mt-1含义如前，但不必然再是贵金属货币；MBt是基础货币，可以是也可以不是贵金属货币；θ和λ分别是前期货币存量和当期基础货币对当期国内货币供给总量的影响系数；et是随机误差，它可以包括对外贸易平衡及其波动，但从长期看，任何像对外贸易平衡及其波动一类的变量对国内货币供给的影响都可以被国内信用体系的作用所抵消，它们因而不再是重要的。这个公式的基本含义是，一国国内货币供给由前期的货币存量和当期的基础货币变动所决定，除此之外的其他因素都表现为偶然性冲击作用，而且可以被基础货币的操作所抵消(熟悉当代货币政策经济学的读者还可进一步认为θ与货币当局适应货币需求的反应行为有关)。如果说这个公式是对休谟思想的一个表达，那么，可以说，西欧作者从17世纪初开始的贸易平衡决定国内货币供给的思想到18世纪中叶就完成了向信用体系决定国内货币供给的转变。而且，我们从上述简要的历史回顾中可以看出，这个转变伴随着独立学者和学术机构的出现，伴随着社会信息的流动和普及，伴随着西欧各国政治体制的转型和现代化。

快二百年前中国政府体系内有关鸦片贸易和白银外流问题的讨论可以说出现在一个经济转变和社会转型的时机。但是，政治体制上的我行我素不仅没有利用好这个时机，而且也妨碍了由这场讨论可能引发的经济知识进步。仅有的一点经济思想进步也没有能够得到发扬光大。21世纪的国内学者和教育界或许也继续可以从中得到许多经验教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