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总结和一些扩展讨论

从前面围绕鸦片贸易和白银外流的讨论可以得出四个结论:

第一，1830年代清朝政府体系出现一场有关鸦片贸易与白银外流的大讨论，这场讨论的一个结果是朝廷决定对中英贸易关系采取极端措施以制止鸦片贸易。从现代经济学的观点来看，这场争论的实质是国内货币供给的稳定性与对外贸易平衡(甚至可以在扩大的意义上说国内货币供给稳定与国际收支平衡)之间的关系问题。在这个问题上的争论反映了当时中国经济体系业已出现的一系列深刻变化和对外贸易活动在社会经济中日益上升的地位和影响。但是，由于种种复杂因素，这场讨论没有上升到理论探讨的水平，许多讨论者在若干重要的具体问题上的见解夹带着许多偏差和错误。

第二，清朝政府体系内多位人士在1830年代关于当时中国对外货物贸易平衡因鸦片进口而出现的逆差规模的判断显著地夸大了事实。他们失真判断的主要原因是未能区分鸦片进口价格与国内交易价格，而且基本上未联系到一般货物贸易平衡的情况。他们关于当时中国因鸦片进口每年流失上千万两白银甚至数千万两白银的说法表明有关论述者对一个重大经济问题缺少必要经济知识的准备。

第三，在综述当代文献有关中国自16世纪到19世纪初白银货币流入的各种估计基础上，我们看到，l820年前后中国货币用银存量在6亿到11亿银两之间。这个巨大规模意味着即使在1820～1840年间出现因鸦片进口的显著贸易逆差，白银外流对当时国内货币用银存量及其变动的影响也不会是突出的。将当时国内银价变动(银钱比价以及一般物价水平变动)归因于白银外流缺少必要证据。

第四，那些极力主张采取断然对策的历史人物几乎都认为，不受约束的鸦片贸易在未来会给中国经济带来更加严重的、甚至是毁灭性的不利影响，最终导致中国丧失全部的货币用银基础并瓦解清王朝的财政体系。1842年以后的历史却表明与这种预测相反的情形:鸦片贸易受到的政策约束减少了，鸦片贸易对中国国际收支平衡的不利影响也显著下降。本文关于1816～1833年鸦片需求的价格弹性和收入弹性的估计表明，鸦片需求和鸦片贸易的经济特点决定了这是一种不可持续、不可能无限扩大的经济现象。当时的分析者即使没有马歇尔在19世纪末所发现的弹性概念，也应该有可能在冷静认真探讨客观事物特性的基础上得出类似的看法(中国读者显然可很容易地联想到两千年前《管子·轻重篇》中所表达的关于经济事物和经济政策的许多天才见解)。

从这些结论中我们还可以进一步推论说，道光年代出现的夸大鸦片贸易的不利宏观经济影响的做法很可能掩盖了当时社会经济发展所面临的真实挑战，例如，国内货币体系因其他因素(包括人口增长、收入分配、铜钱供给、信用体系发展、银两储蓄倾向等等)而发生的不稳定。从当时和现在的观点看，清政府应该考虑加以应对的重大问题是如何适应社会经济已经日益外向化的趋势并开始转变对外贸易管理体制和促进国内信用体系发展。不幸的是，政府体系内部和全社会的注意力似乎都转向了鸦片贸易及其不利宏观经济影响，真正重要的问题反而很少有人给予关注了。

本文讨论表明，历史上有关鸦片贸易和白银外流的许多意见夹带着种种错误和偏差。不无遗憾地，这些夹带着种种错误和偏差的意见却能对中央政府的决策产生巨大影响。后来的人们或许可以感到一些安慰的是，因为这些意见在形成之初就是错误的，实际历史进程并不按照他们的预料所演进。

然而，这里应该特别强调的是，花费努力去证明前人的错误或去进行功过评说并不是本文的真实目的所在。本文的一个重要意图是说明，道光年代的文官们虽然触及到国内货币供给与对外贸易关系这个崭新的现实课题，对这个新课题的探讨却由于种种因素的制约而未能上升到理论水平，大讨论所引起的知识进步寥寥无几，魏源所提出的贸易差额概念即使到后来也没有得到吸收。这些“种种因素”中，包括国内缺少独立的学术机构，社会信息不公开，文人们对国外知识的轻视甚至排斥。现在我们所看到的道光年问有关鸦片贸易与白银外流的言论全部来自文官们，来自于政府体系之外的独立学术探讨的成果无从查找。①在这样一种社会框架中，一些天才的文官们尽管可能获得对某些社会事物的天才见解，但是，他们的总体认识水平仍然停留在经验主义上，他们的见解很少基于对客观事物的系统探讨，他们对“局部真理”的掌握并不一定引向正确的政策结论。而且，社会中知识的专业化、知识的继承和扩散都缺少必要的保障。文官们推理中的逻辑缺陷往往难以得到及时纠正。即使社会上已经出现或者别人已经取得了新的科学知识的进步，也没有一定的社会机制来保证后来的文官们及其言论必须顺应这种知识进步。

现在让我们回想第二部分提到的几个有关国内货币供给与对外贸易平衡的公式。我们已经知道，道光时期文官们天才地认识到国内货币供给与对外贸易发生了关系，这种认识不仅反映了当时中国经济体系所发生的深刻变化，而且是经济思想发展中的一个飞跃。尽管林则徐等人的认识还有相当的不准确性，例如主要地仅仅考虑了对外贸易平衡式(EXt—IMt)中的IMt(鸦片进口等于这个IMt)，他们毕竟意识到国内货币供给不再仅仅取决于国内因素。但是，在取得了这个认识上的飞跃之后——不管他们是不是有意识地取得了这种知识进步，他们的认识却表现出另一种令人惊讶的停滞——不再沿着已经开拓的新方向前进，并继续去思考和回答现实经济生活中提出的新问题。

可是，在西欧社会，上述公式或其背后的思想在16世纪末或17世纪初被提出后，具有独立身份的作者们很快就沿着新方向迈出了探索步伐，并取得了一系列积极的新成果，并使这种探讨最终在18世纪后半期发展成为一门专门的社会科学——政治经济学或经济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