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1年11月21日，袁世凯偕同唐绍仪一行数十人，由一营亲兵护送，威风凛凛地离开济南北上，26日抵高阳。同时，护理直隶总督周馥派人携带总督官印也到达。次日，袁摆设香案，遥望两宫行在，叩头谢恩，举行了隆重的接印仪式。直隶总督的驻地本来应在天津，由于当时天津仍在八国联军的占领之下，袁即决定把他的大本营暂时设在保定。当天，他到达保定，正式履任视事。

在内外政策上，袁世凯完全效法李鸿章。对义和团和八国联军，李鸿章采取“以剿为防，默寓抵制”的方针，袁上任之初，则下令“先弭内乱，借杜外侮”。①当然，他们的“寓抵制”、“杜外侮”都是假的，都是招牌；故称“默”、“借”，只有“剿”、“弭”，才是真的，才是他们的本意。袁世凯把他在山东屠杀义和团的八条章程，增订为十一条，张贴于直隶各州县，②并派兵对坚持反帝斗争的义和团进行野蛮扫荡。对外，他继续推行李鸿章所执行的卖国政策，派唐绍仪驻天津，担任津海关道，积极联络帝国主义各国驻京公使和天津领事，力图恢复清廷和帝国主义一度中断的关系，“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

1902年8月，八国联军交还天津城，袁世凯移驻天津，立即为李鸿章在天津建立祠堂，并为之题联，其中有句为:“一生低首拜汾阳，敢诩临淮壁垒。”他把李鸿章捧为再建唐朝的郭子仪，而他显然是以李的后继人自居。为了接收淮系军阀集团的遗产，将群龙无首的淮军置于他的控制之下，他不仅继续推行李鸿章的反动的内外政策，而且把李在北洋经营数十年的官僚企业全部占为己有（详见七章五节），把他的幕府班底也大都网罗在自己的势力之下。为了表示“宏揽人才”，袁氏总是扮出一副谦恭下士的姿态，每天有一段时间在督署接见文武官吏，而且谈话时“煦煦和易”，“人人皆如其意而去，故各方人才奔走于其门者如过江之鲫”。③他所网罗的李鸿章旧部有:

杨士骧（1860—1909），字莲府，安微泗州人，进士出身，李鸿章的亲信幕僚。1900年随李在北京与八国联军议和，奔走接洽，出力颇大。李曾夸奖他说:“文字机变能应，卒莫如杨君者。”④当年，由李保荐补直隶通永道，次年擢直隶按察使。袁世凯督直后，杨向袁献策说:“曾文正首创湘军，其后能发扬光大者有两人，一为左湘阴（宗棠）。一为李合肥（鸿章）。湘阴言大而不务实，故新回平定后，迁徙调革，即不能掌握兵柄，致纵横十八省之湘军，几成告朔饩羊，仅剩有一名词矣。合肥较能掌握淮军，频年多故，遂尚能维持因应于一时。今公继起，如能竭其全力，扩训新军，以掌握新军到底，则朝局重心，隐隐‘望岱’矣。他时应与曾、李二公争一日之短长，南皮（张之洞）云乎哉！”这原亦是袁的梦想，对此自然感到正合孤意，从此对杨“深依赖之”。袁曾对人说:“天下多不通之翰林，翰林真能通者，我眼中只有三个半人，张幼樵（佩纶）、徐菊人、杨莲府，算三个全人，张季直（謇）算半个而己。”⑤此后由袁奏保，杨先后升任直隶布政使、山东巡抚。1907年代袁为直隶总督。

杨士琦（1862—1918），字杏城。为杨士骧之弟。1882年中举，后报捐道员，1885年捐指直隶试用，后来总办关内外铁路事宜。1900年曾上书袁世凯，请求“痛剿”义和团。翌年随李鸿章入京与八国联军议和，担任李与奕匡力之间的联络人员，由于善于逢迎，得到李和奕匡力的赏识。李死后，他投靠袁世凯，充当洋务总文案，献“运动亲贵，掌握政权”的方策，又亲自把奕匡力和袁世凯拉在一起。他富于机略权变，“喜逸恶劳而多消息”。名记者黄远庸曾称他为“有哲学思想的官僚”。⑥他深得袁的信任，“事罔洪纤，尽以谘商”，⑦素有“智囊”之称。民国后，为洪宪帝制的重要谋臣。

孙宝琦（1867—1931），字慕韩，浙江杭县人，他长期为李鸿章属吏，前后管理北洋银钱所、育才馆和开平武备学堂。1900年为直隶候补道。次年袁世凯奏保他“才器开朗，奋发有为”“堪称干济之才”。⑧奉旨军机处记名。1902年以五品京堂派充驻法国公使。日俄战后，以奏请立宪闻名，调为宪政编查馆提调。1907年又出使德国，次年由其姻亲奕匡力力保，授山东巡抚。民国后，与袁结为姻亲，历任外交总长、代理国务总理等要职。

赵秉钧（1859—1914），字智庵，河南汝州人。1878年以文童投左宗棠所部“楚军”，后升为巡检。1889年到直隶，历任新乐典史、东明典史、天津北仓大使及直隶保甲局总办等官差。1901年初，经“李鸿章委派为淮军前敌营务处，兼统带巡捕三营”。⑨因在京畿各州县捕杀义和团首领多人，以“长于缉捕”闻名官场。赵秉钧心凶骨媚，深沉阴鸷。袁世凯认为他“才长心细”，派他创办巡警。从此官运亨通，渐渐成为袁世凯集团的特务头子。

此外还有陈壁（字佩苍，福建闽县人）、胡惟德（字馨吾，浙江吴县人）、朱家宝（1860——1923，字经田，云南华宁人）、吴重熹（字仲怡，山东海丰人），以及齐耀琳等，或主动趋赴投靠，或被延揽招纳，都转入袁世凯集团。同时，周馥、胡等淮系大官僚也都和袁互通朝政，引为声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