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 ）

《论语》〈泰伯〉篇第九章说:“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这么一节看似简单的话，究竟应该如何句读，如何解释，多少年来居然聚讼不已，蔚为大观。

最早一批的解释者可推郑玄为代表，他说:

民、冥也，其见人道远。由、从也，言王者设教，务使人从之。若皆知其本末，则愚者或轻而不行。（据刘宝楠《论语正义》引）

这个解释很直率，也很清楚，它认为:王者为了使民众从其所设，乃故意不使他们知道设教的本末，以防其可能的“轻而不行”；而这是基於，民乃群氓，他们不了解为人之道。在这个解释中，关键词“可”和“不可”，被理解做“应该”和“不应该”:只应该使老百姓跟着走，不应该使他知道为什么。

现在通行的《十三经注疏》本上，收录的是魏人何晏注和北宋邢丙疏:

注:由、用也。可使用而不可使知者，百姓能日用而不能知。

疏:此章言圣人之道深远，人不易知也。由、用也，民可使用之；而不可使知之者，以百姓能日用而不能知故也。

这一解释的主要根据在“百姓能日用而不能知”，此典出在《易·系辞上》。那里说，对於“一阴一阳之道”，仁者见之谓之仁，智者见之谓之智，老百姓则什么也不知，只能无意识地跟着做。何邢二位据此认为，既然百姓只能用，不能知；为政者也就只能使之用，莫能使之知。於是，“可”和“不可”，遂被定为“能够”与 “不能够”。

这两种较早时期的解说，尽管有应该不应该还是能够不能够之别，其为愚民主义，则是共同的、不加掩饰的。当然，从不应该到不能够，意味着从应然判断到实然判断，其在君民关系的设定上，有着很大进步；但终於未曾跳出愚民范围，也是事实。

下一个影响较大的说法是朱熹《论语集注》，该书此章集有程子注和朱熹自注各一条:

程子曰:圣人设教，非不欲人家喻而户晓也，然不能使之知，但能使之由之尔。若曰圣人不使民知，则是后世朝四暮三之术也，岂圣人之心乎？

朱熹曰:民可使之由於是理之当然，而不能使之知其所以然也。

除去诉诸“心”和“理”这一宋人的特色外，程朱二位的解释，也是落脚於能与不能上。值得注意的是，二位极力分辨愚民之术和圣人设教之绝不相容，则是前人所未曾明言的。不过，这一分辨，固然洗刷了圣人愚民之冤，却难免有置圣人於不知其不可的愚蠢地位之嫌，读来倒是很有趣味的。

及至近世，康有为、梁启超师弟对这一章的解释，另是一番情景。

康有为的《论语注》里这样说:

…… 孔子之欲明民，至矣。然中人以下不可以语上。……如以神道设教，则民以畏服；若明言鬼神无灵，大破迷信，则民无所忌惮，惟有纵欲作恶而已。故可使民重祭祀，而鬼神之有无生死，不必使人人知之。凡此皆至易明者。孔子曰:“道之不明也，我知之矣。智者过之，愚者不及。”深忧长叹，欲人人明道。若不使民知，何须忧道不明，而痛叹之乎？愚民之术，乃老子之法，孔学所深恶者。圣人遍开万法，不能执一语以疑之。且《论语》、六经多古文窜乱，今文家无引之，或为刘歆倾孔子伪窜之言，当削附伪古文中。

这段注文的思想相当混乱。一方面，既盛赞孔子“欲人人明道”，认为“愚民之术”乃“孔学所深恶”；另方面，又主张“中人以下不可以语上”，相信“民以畏服”，而认为某些事情“不必使人人知之 ”。一方面，肯定这一章是“圣人遍开万法”中的一法，不能怀疑；另方面，又说它“或为刘歆倾孔子伪窜之言”，应当删去。康有为的这一混乱，是他情感与理智矛盾的表现。在情感上，圣人是他的偶像；而理智上，又无法否定“不可使知”的消极性，於是便进退失据，前后混乱起来。

他的弟子梁启超有鉴於此，采取了釜底抽薪的办法，认为:此句正读应为“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譬如关于君主立宪，民众已有此知识，就立刻实行之；民众尚无此知识，就开发民智，创造条件，准备尽速实行之。（《孔子讼冤》，见《新民丛报》第八号《杂俎》栏《小慧解颐录》，1902年）此说虽巧，然验诸汉语习惯，终嫌未安。所以20年后，在其《先秦政治思想史·民权问题》章中，梁氏又回到通常读法，云:

《论语》有“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二语，或以为与老子“愚民”说同，为孔子反对人民参政之证。以吾观之，盖未必然。“不可”二字，似当作“不能够”解，不当作“不应该”解。孟子曰:“行之而不著焉，习矣而不察焉。终身由之，而不知其道者众矣。”此章正为彼文注脚。“可以有法子令他们依着这样做；却没有法子令他们知道为什麽这样做”，此即“民可使由不可使知”之义也。例如“慎终追远，民德归厚”；“故旧不遗，则民不偷”。使民厚，使民不偷，此所谓“可使由之”也；何以慎终追远便能厚，何以故旧不遗便不偷，此其理苦难说明，故曰“不可使知”也。儒家无论政治谈教育谈，其第一义皆在养成良习惯。夫习惯之养成，全在“不著不察”中，所谓“徙善远罪而不自知”，故“终身由而不知”，乃固然也。然则欲以彼二语构成儒家反对民权之献者，非直冤酷，亦自形其浅薄也。

这个解释没有什么新意，包括引孟子言论作证一节，皆前人所已道及。梁氏所增加的，唯在将问题上升到民权高度；这当然是时代使然的了。后来郭沫若在《十批判书》中，又重复了一遍梁的说法，其《儒墨的批判》有云:

要说“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为愚民政策，不仅和他“教民”的基本原则不符，而在文字本身的解释上也是有问题的。“可”和“不可”本有两重意义，一是应该不应该；二是能够不能够。假如原意是应该不应该，那便是愚民政策。假如仅是能够不能够，那只是一个事实问题。人民在奴隶制时代没有受教育的机会，故对於普通的事都只能照样做而不能明其所以然，高级的事理自不用说了。原语的涵义，无疑是指后者，也就是“百姓日用而不知”的意思。孟子有几句话也恰好是这两句话的解释:“行之而不著焉，习矣而不察焉，终身由之而不知其道者众也。”就因为有这样的事实，故对於人民便发生出两种政治态度:一种是以不能为正好，便是闭塞民智，另一种是要使他们能够知才行，便是开发民智。孔子的态度无疑是属于后者。

郭氏也增加了一些新东西，那就是将“能够”“不能够”又分为两种:一种是以不能为正好，另一种是以不能为不好；於是遂有闭塞民智与开发民智之别。据说，孔子的态度属于后者而无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