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遗贤弃智，按功而赏。与废《诗》《书》、贱学问这一主张相联，商鞅还主张国君在任用官吏时要“任其功而不任其德”（注:《商君书·错法》），不能以贤智作为选拔官吏的标准，而应量功而任。他认为君主要达到使人民贱学问的目的，就必须要使“国以功授予爵”（注:《商君书·靳令》），而“不滥富贵其臣”，做到“有功者显荣，无功者虽富无所芬华”（注:《商君书·画策》），更不能以精通《诗》《书》、擅长学问授官行爵。因为在他看来，如果以贤智作为授官的标准，那么人们就会纷纷放下自己手中的农活，不务耕战，崇《诗》《书》而尚学问，这样就达不到重农战、贱学问、使人们愚昧的目的。他在《商君书·农战》中说:“今境内之民及处官爵者，见朝廷之可以巧言辩说取官爵也”，官爵的授予失去了常规，结果“豪杰务学《诗》《书》，随从外权”，而这些人“进则曲主，退则思虑”，对国家极为不利。但“今上论材能智慧而任之，则智慧之人希主好恶，使官、制物，以适主心；是以官无常，国乱而不一，辩说之人而无法也”，如果长期下去，“则民务焉得无多，而地焉得无荒？”商鞅认为，凡是圣明的君主在治理国家时，都应当按功行赏，因为“凡民之所疾务农战不避死者，以求爵禄也”，一旦人们见到“为辩智者不贵、游宦者不任、文学私名不显”，那么“军士死节而农民不偷也。”但是，“今世君不然，释法而以智，背功而以誉”（注:《商君书·君臣》），结果造成了“军士不战而农民流徙”（注:《商君书·御盗》）的局面。所以，为了奖励军功，商鞅在变法过程中还重订军功爵二十级，斩得敌人甲士首级一颗，即赐爵一级，并按爵位高低授与种种特权，包括犯罪也可以减刑的特权（注:《秦律·游士律》），而把那些既无军功又不从事农作但却身居高官、享受荣华的所谓贤智之士，则称之为必须铲除的“奸民”。商鞅认为只有这样，才能使人们“喜农而乐战”，专心致力于农战，从而达到富国强兵和“无敌于天下”的目的。

五、一言、一教。商鞅所处的时代，正是战国纷争之际，这时各种阶级、阶层的思想家、政治家以及游说之士层出不穷；各种学派、各种理论应运而生。当时的各国诸侯，都根据本国的实际情况和自己的需要，对于这些理论加以选择运用。作为新兴地主阶级代表的商鞅，从其本阶级及秦国的利益出发，极力主张法家思想，而对于其它学派的理论则竭力排斥。他认为，一个国君要想治理好自己的国家，就必须只能以一种理论作为指导思想，而不能使其它的学说掺杂于其中，更不能任用巧言辩说之徒，听任他们议论朝政。因为“说者成伍、烦言饰词而无用”（注:《商君书·农战》），相反它还会起到迷惑主心，扰乱民意的作用，使人们变得虚伪、浮华，而这种结果则正是与商鞅所提倡的“愚民”政策相悖违的。反之，如果国家除去巧言辩说，那么人们就会朴实而不放纵，就不会违背王令、触犯国禁。商鞅针对当时的情况指出:“今为国者多无要。朝廷之言治也，纷纷焉务相易也。是以其君hūn＠②于说，其官乱于言，其民惰而不农。故其境内之民皆化而好辩、乐学，事商贾，为技艺，避农战。如此，则不远矣。国有事，则学民恶法，商民善化，技艺之民不用，故其国易破矣。”（注:《商君书·农战》）鉴于此，商鞅把他所认为是不利于农战的“礼、乐，《诗》、《书》，修善、孝弟，诚信、贞廉，仁、义，非兵、羞战”说成是“六虱”，坚决反对“国以六虱授官予爵”，并让博闻、辩慧之类的人“不可以富贵，不可以评刑，不可以独立私议以陈其上。”（注:《商君书·约刑》）这实际上是用法家所主张的法令来统一思想，取缔其他各家学派，特别是儒家，由此而发展到“燔《诗》《书》而明法令”，要求在意识形态领域中实行文化专制，借此实现其愚民的目的，更好地维护君王的统治。

三 商鞅愚民思想对秦汉政治思想文化的影响

商鞅的愚民思想是商鞅在春秋战国时期特定的历史背景下所提出的政治主张，它是新兴地主阶级必须建立统一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需要，和商鞅变法这一历史事件一样，它不仅对于此后的秦国，而且对于中国整个封建社会特别是秦汉时期的政治思想文化都产生过巨大而又深远的影响。

商鞅之后，旨在愚民的法治思想经过韩非子的进一步发挥，完全成为了秦的指导思想。在秦统一中国后所推行的一系列加强中央集权措施中，都深深地留下着商鞅愚民思想的烙印。“挟书令”的颁布和禁止私学是对商鞅“一言、一教”主张的直接继承，“焚书坑儒”、“以吏为师”则是对商鞅“燔《诗》《书》而明法令”的进一步发展，残酷的刑法和暴政更是将商鞅“以刑去刑”愚民措施推向了极端。不可否认，商鞅的愚民思想和愚民措施在战国时期的秦国确实起到了打击阻挠变法的贵族、帮助秦国富国强兵、最终使秦国统一天下等积极作用，但是，在秦国的封建政权彻底确立以后，它对于整个社会所带来的消极影响就越来越明显地凸现出来，即:不利于社会生产的进步、钳制了人们的思想、妨碍了文化的发展。而这正是后来在愚民思想指导下建立起来的秦朝迅速被陈胜、吴广领导的农民大起义所推翻的重要原因之一。

西汉建立后，新的封建统治者吸取秦亡的教训，感到单靠法家思想是不足以维系其统治的，因而在继承秦制的同时，对统治阶级的指导思想进行了重新调整，经过汉初采用道、法结合的黄老思想作为短暂过渡后，到汉武帝时，终于接受董仲舒等人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从此儒家思想就取代了法家思想而逐渐成为了中国封建社会的正统。在表面看来，从汉初“挟书令”的公开废除，到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似乎汉代采取了一条不同于秦的思想文化政策，但如果仔细分析一下就会不难发现，商鞅、韩非等人的愚民思想其实是被汉代的统治者以一种更隐蔽、更高明的手段继承下来了。汉初废除“挟书令”，鼓励民间献书，容许各家各派可以自己讲学传授，是因为当时的统治者正处在对统治思想进行重新选择和调整之中，并非意味着对愚民思想的放弃。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则正好是秦愚民政策另一种形式的翻新，因为儒术的独尊实际上就意味着对儒家以外各家学派的压制，它对于人们思想禁锢的程度并不亚于秦代对《诗》《书》的简单焚烧。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汉代愚民政策所取得的效果比秦代更佳（这也是以后的历代统治者在实施愚民政策时更多地采用汉代策略的原因之所在），只不过不同的是，“秦始皇的统一思想是不要人民读书，他的手段是刑罚的裁制；汉武帝的统一思想是要人民只读一种书，他的手段是利禄的引诱。结果，始皇失败了，武帝成功了。”（注:顾颉刚《汉代学术史·尊儒术而黜百家》）不管秦汉愚民政策的手段和结果如何，但商鞅愚民思想对秦汉统治者所产生的影响则是显而易见的。

综上所述，商鞅的愚民思想始终贯穿在他的各项变法措施之中，它不仅是商鞅变法思想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而且也是其变法能否顺利贯彻施行的一个重要保证。尤其不容忽视的是，它对几千年中国封建社会的政治思想文化所产生过的巨大影响。所以，深入地对商鞅愚民思想进行探讨，不仅对于我们更为全面地了解商鞅本人的政治主张有很大帮助，而且还对于我们进一步地研究封建统治阶级的统治策略有很好的借鉴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