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状元殿试卷及其价值
2010年06月07日 01:41 湖南大学学报 】 【打印共有评论0

本文摘自《湖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4期

状元和科举取士制度紧密联系在一起,由殿试产生。殿试是科举制度的最高一级,被录取的士子分为三甲,一甲的第一名称之为状元。殿试理论上由皇帝在殿廷亲自主持,一般认为起自唐武则天时期(690年),到宋太祖乾德二年(964年)亲试制举,殿试开始成为相对稳定的制度,明清是它的完备期,清末随科举制度一起被废除。

状元在殿试之中的答卷称为状元殿试卷。这些答卷内容博大精深,包罗宏富,对儒家修、齐、治、平之学的讲究,是它的主旋律。其文虽属立马造桥之作,但也不乏真知灼见——对历史兴衰经验与教训的总结,对君主的殷殷期望与诤谏,对社会腐败现象的无情揭露,在国运维艰之际治国安邦的良策……字里行间洋溢着中国古代优秀知识分子的满腔豪情,也体现了状元们超群的才智、忧国忧民的社会责任感及其威武不屈、贫贱不移的高尚人格。读其文,可想见其为人,所谓“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心向往之”。状元殿试卷这份珍贵的文化遗产,是一部凝结着政治智慧与爱国爱民思想的历史教科书。

但是,一百多年以来,人们对状元殿试卷的价值认识还很不够,而且有很深的误解。比如现存青州博物馆的明代状元赵秉忠的试卷,大家都以国宝视之,但我们在网上搜索时却发现,人们在谈到它时,几乎一律都把它看作是八股文,其中竟有教授、博导,真是令人大跌眼镜。由此可见,沉冤者何止科举制度,又何止八股文,更可冤者状元殿试卷是也!因此,我们下面将以上海教育出版社新版《中国状元殿试卷大全》为文本,讨论状元殿试卷的价值。

一 状元殿试卷对于研究社会政治之作用

1.对政治环境之反映

宋代宽松的政治环境,在历史上是少有的。太祖粗定天下,约誓有三,其中一条即“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所以两宋士大夫虽多有贬谪,但是没有被杀的。在这种宽松的政治环境下,宋代的士大夫们动辄向皇帝上万言书,反映在状元的对策上,也多是洋洋上万言,痛斥时弊,少有忌讳。

例如建炎二年(1128年),这在中国历史上是不同寻常的一年,金军灭亡北宋之后,再次大举南下,跨过淮河,饮马长江。全赖抗金将士的英勇奋战,金军暂被击退,南宋政权处于风雨飘摇之中。建炎二年(1128年)戊申科考,考生胡铨指责高宗的策问“听于天而不听于民”,文辞激越,剀切直陈,又说“臣而不言,是负陛下;使臣言不从,是陛下负臣”,最后也不用“昧死”等词,便以“臣谨对”结束了对策。这种把矛头直指当朝皇帝的,在殿试卷并不多见。而高宗不仅不恼怒,反视为奇文,欲擢胡为状元。

这种对士大夫的极端宽容的态度,同样表现在状元殿试卷的策问中。例如绍兴二年(1132年)壬子科的策问,高宗便直言不讳:“屈己以和戎,而强敌内侵;招诱以弭盗,而盗贼犹炽。以食为急,漕运不继而廪乏羡余;以兵为重,选练未精而军多冗籍。吏员猥并,而失职之士尚众;田莱多荒,而复业之农尚寡。”这种如此深刻反醒自己的策问,在后来的殿试卷中,是很少见的。

明清两代的状元殿试卷,决不臧否本朝人物,而宋代却可以,这也是宋代政治环境宽松的表现之一。宋绍兴二十七年(1157年)丁丑科,王十朋在卷中是非王安石、司马光之长短,所论人物又兼及寇准、王曾、李迪、韩琦等名流,甚至仁宗皇帝。正是宋代皇帝多能谨守祖训,宽待士大夫,才能出现那么精彩的策文,才能出现那么多的忠直之士,才能使宋帝国又绵延150年之久。

2.对政治状况的反映

对现实政治揭露最多的当数宋代。绍兴二十七年(1157年)丁丑科状元王十朋的对策,对现实政治的揭露最为深刻:“自权臣以身障天下言路,而庠序之士,养谀成风,科举之文,不敢以一言及时务。”“内外用事之臣,多出乎权门之亲戚、故旧、朋党,文臣或非清流而滥居清要之职,武臣或无军功而滥居将帅之任。贿赂公行,其门如市,郡县之民,其浊如泥。”如此等等,都与《宋史·秦桧传》中所描述的权臣秦桧为相时期的社会现实相印证。

南宋末年,政治更加黑暗,状元文天祥的对策,用语就极为沉痛,他质问理宗:“陛下以为今之民生如何?”接着描绘当时的黑暗现实:“今之生民困矣!自琼林、大盈积于私贮,而民困;自建章、通天频于营缮,而民困;自献助迭见于豪家巨室,而民困;自和籴不间于闾阎下户,而民困;自所至贪官暴吏,视吾民如家鸡圈豕,惟所咀啖,而民困。”最后大声疾呼:“呜呼!东南民力竭矣。”从皇帝公卿到官僚徒吏的骄奢贪暴,暴露无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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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邓洪波 王胜军 编辑:蔡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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