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八股取士与文学及士人的理念分析
2010年06月07日 01:34 深圳大学学报 】 【打印共有评论0

八股文到底是“因文见道”呢,还是“全属空言”?两种观点势同水火。我们今天如何评价这一在历史上曾左右明清两代文人命运的文体,仍然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可见此问题的复杂性。骂之者可以将它批得一无是处,赞誉者虽少见,但说好话的人仍有不少。有论者认为八股文有严格训练思维的作用:“经过几层考试出来的人,大多数都有工作能力,有不少甚至能力很强,管理地方的事,管理国家的事,一批一批的人,一代一代的人,明清两代的政治、经济都几十年、几百年的稳定。这八股文教育,起到的是什么作用呢?”[16]这是一种反证法,但的确可以说明问题,引人深思。我们今天应当如何评价八股文,绝非三言两语所能廓清。

八股文仅是一种文体,但绝不是一种文学体裁,它只是为科举考试而制定的功令文字。八股文的“破题”是“出马枪”,用一两句话点明题意,须肖题之神,扼题之旨,考官看后才能印象深刻,增加录取的希望。如以“子曰”二字为题,有人破题即云:“匹夫而为百世师,一言而为天下法。”就极妥帖中肯,没有一定的概括力与巧思是难以写出的,至于“起讲”有关文章起承转合的讲究,其后两相比偶的八股文字的呼应映衬,都须滴水不漏,绝非头脑冬烘的三家村学究所能结撰。总之,烦琐的诸多文字限制对于应试者的逻辑思维是一种严格的训练方法。有一些研究心理学的专家认为,八股文的写作甚至带有一些智力测验的性质,而不只是记忆与知识的考察。从内容上讲,八股文以朱熹等后世儒家对《四书》、《五经》的解释为依归,代圣贤立言,其核心是维系封建社会的三纲五常的,带有某种“政治”测试的因素,这与相对封闭的封建社会基本相适应。此外,严格的形式要求,也便于标准的执行,有利于公平竞争。试后“闱墨”的公开印行,也便于社会的监督。可以设想,没有经过相当严格训练与扎实文字功底的读书人,是很难由秀才而举人、而进士,一级一级地跃过科举龙门的。太平天国本是抗清的农民政权,也曾开科考试,其内容虽非孔孟之道,但文字形式却仍依样葫芦,以八股为式。可见这一文体与封建旧时代的广泛适应性。

随着清朝的国门被帝国主义列强用炮舰轰开,中国的社会性质也随之发生了变化,原先适应于闭关自守的八股文取士制度,也日益暴露出它保守落后与不切于用的弊病。龚自珍、魏源等有识之士,皆大声疾呼废止八股;地主阶级中的一些开明人士,包括洋务派人士、维新派人士等等,反对八股文也渐成势力。正是在各界舆论的强大压力下,这一行世将近六百年的考试文体,才终于在光绪二十七年(1901)寿终正寝,这一年光绪帝下诏次年改以经义、时务策问试士。光绪三十一年(1905),整个科举考试制度也走到了尽头,永远成为了历史。

综观明清两代,读书人对待八股文也时常处于难以化解的矛盾之中。作为应试者,他们一方面于试前处心积虑地揣摩八股文的应试技巧,“不求文章中天下,只求文章中试官”,总期望毕其功于两榜,迅速拿到进入统治者行列的入门券。然而这些满怀希望的读书人一旦铩羽败北而归,又往往大骂考官的糊涂,讽刺八股的荒唐;随着时间的流逝,心平气和之后,就又再作冯妇,旧业重操,打起精神钻研起八股文的诀窍。有一些读书人甚至一辈子目不斜视,只知八股文是安身立命之本,无暇他顾,终老于牖下而后已。《儒林外史》第十三回,那位呆头呆脑的八股选家马二先生,曾对蘧公孙说过如下一席话,可代表当时读书人的心声,有一定的认识价值:

“举业”二字,是从古及今人人必要做的。就如孔子生在春秋时候,那时用“言扬行举”做官,故孔子只讲得个“言寡尤,行寡悔,禄在其中”,这便是孔子的举业。讲到战国时,以游说做官,所以孟子历说齐、梁,这便是孟子的举业。到汉朝用贤良方正开科,所以公孙弘、董仲舒举贤良方正,这便是汉人的举业。到唐朝用诗赋取士,他们若讲孔孟的话,就没有官做了,所以唐人都会做几句诗,这便是唐人的举业。到宋朝又好了,都用的是些理学的人做官,所以程、朱就讲理学,这便是宋人的举业。到本朝,用文章取士,这是极好的法则。就是夫子到而今,也要念文章,做举业,断不讲那“言寡尤,行寡悔”的话。何也?就日日讲究“言寡尤,行寡悔”,那个给你官做?孔子的道也就不行了。[17]

马二先生的这一番肺腑之言,全属实用色彩极浓的势利之见,代表了热衷于八股举业的清代文人的一般心理。小说第三回,广东学道周进教训“诗词歌赋都会”的童生魏好古的一席话:“当今天子重文章,足下何须讲汉唐!像你做童生的人,只该用心做文章,那些杂览,学他做甚么?况且本道奉旨到此衡文,难道是来此同你谈杂学的么?”[17](P36)在当时的社会,读书人似乎只有研习八股文才是正业,其馀全属杂学,这一心态在明清读书人中带有相当的普遍性。

顾炎武《日知录》有云:“余少时见有一二好学者,欲通旁经而涉古书,则父师相谯呵,以为必不得专业于帖括,而将为坎坷不利之人。”[3](P584)明代归有光《跋小学古事》一文也说:“自科举之习日敝,以记诵时文为速化之术。士虽登朝著,有不知王祥、孟宗、张巡、许远为何人者。”[18]广大读书人为求宦达,研习八股而不暇他顾,缺乏相关知识的链接,遂令社会人材的基本素质受到影响,此虽非统治者的初衷,却是这种“应试教育”所带来的必然结果。明清两代,皆以八股文章取士,因而文人风气若合符契,如出一辙。今再举数例如下:

明代公安派三袁中的大哥袁宗道写有《送夹山母舅之任太原序》一文,内云:

余为诸生,讲业石浦,一耆宿来见案头摊《左传》一册,惊问是何书,乃溷帖括中?一日,偶感兴赋小诗题斋壁,塾师大骂:“尔欲学成七洲耶?”吾邑独此人能诗,人争嫉之,因特举为诫。故通邑学者,号诗文为“外作”,外之也者,恶其妨正业也。至于佛、老诸经,则共目为妖书。而间有一二求通其说者,则诟之甚于盗贼。此等陋俗,盖余廿年前所亲见。[19]提供专业代写毕业论文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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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赵伯陶 编辑:蔡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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