终结盲目批判科举的时代
2010年06月06日 15:39 中国社会科学院 】 【打印共有评论0

读书应举是科举时代绝大多数知识分子仕宦的必由之路,因而科举成为当时人文活动的首要内容和士人发展的首要步骤。吴敬梓在《儒林外史》第十七回中借人物之口说:“读书毕竟中进士是个了局”,第十五回中则说:“人生世上,除了这事,就没有第二件可以出头。不要说算命、拆字是下等,就是教馆、作幕,都不是个了局。只是有本事进了学,中了举人、进士,即刻就荣宗耀祖。”中举及第不仅意味着人生际遇的转折,而且可以光耀门楣。有的西方人认为,就是古代希腊奥林匹克的得胜者也不及在北京殿试及第者来得荣耀。(注:Paul F.Cressey,The influence of the Literary Examination System on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Civilization.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Vol.32,No.2,September,1929,pp.250-262.)彭元瑞在《录遗告子》中说:“科举一道,得失颇重,不特功名之路,抑且颜面所关。”(注:彭元瑞:《明斋小识》卷7《录遗告子》。)《二刻拍案惊奇》中载有《女秀才移花接木》的故事,其中谈到社会上重视进士的情况,并说“世间情面,哪有不让缙绅的?”《警世通言》第十八卷和《今古奇观》第二十一卷《老门生三世报恩》中则说:“如今是个科目的世界,假如孔夫子不得科第,谁说他胸中才学?” 科名为社会所崇尚,流风所及,甚至还形成了榜下择婿的习俗。唐代进士放榜之后,“曲江之宴,行市罗列,长安几于半空。公卿家率以其日拣选东床,车马填塞,莫可殚述。”(注:王定保:《唐摭言》卷3《散序》)

由于科举制的兴起,在人们的择偶观念中,郎才女貌比门当户对更重要,而所谓才,主要是指能考中科举的文才。宋代女子择偶,最重进士及第,乃至盛行“榜下捉婿”的风尚。“本朝贵人家选婿于科场年,择过省试人,不问阴阳吉凶及其家世,谓之榜下捉婿。……近岁富商庸俗与厚藏者家女,亦于榜下捉婿,厚捉钱于饵士人,使之俯就。”(注:朱yù@①:《萍州可谈》卷1。)这种婚姻重科第的习俗到清代还普遍存在,并有所发展。在有些地区,甚至认为与新秀才接触都会给女子带来好运,据《清稗类钞》载:“科举时代,江苏之常州各属院试,必于江阴,凡赁庑者,一衿既青,门前屋角,必有妇女于暗中牵襟弄裾,名曰摸秀,谓可得佳婿,兆宜男。又或于院试奖赏之日,小家新妇联袂出游,故与新秀才摩肩而过,谓曰轧秀。”(注:徐珂:《清稗类钞》迷信类“摸秀轧秀之得婿宜男”条。)连与新进秀才触碰都能带来福气,说明科第在人们心目中是多么的美妙。 总之,到明清时期,科举考试影响重大而深远,几乎到无所不在、无远弗届的程度。只是物极必反,清代科举也极盛而衰。

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社会面临“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在东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和强势文化的冲击之下,科举制生存的社会文化根基发生动摇,终于在1905年走到穷途末路,结束了1300年的科举时代。

二、将科举妖魔化的时代

在1905年废科举前夕,许多进步人士已批判过科举制,特别是激烈地抨击八股文这种科举考试文体,康有为甚至认为清末割地赔款都是八股之过。可以说,明末以来批判科举制的矛头基本上都是对准八股文的,是八股文拖累了整个科举制度。邓嗣禹便认为清末废科举之原因,一为八股文之反动,二为外患之刺激。(注:邓嗣禹:《中国考试制度史》,台北学生书局,1967年版,第268页。)尽管在1901年以后,八股文已先被废去,但人们对科举制的坏印象已经形成,向近代文官考试制度转型的努力还未实现,科举制便已被彻底废去,以至于很少有人知道中国科举史上最后两科的考试内容已和现代文官考试或公务员考试基本相同;以致人们一提起科举,就想到八股文,就觉得科举是一个坏东西。

废科举后的100年,大体上可以说是将科举制妖魔化的时代。由于已经形成了思维定势,许多人对科举的认识遵行这样的逻辑:因为科举制很坏,所以才会被废除;因为科举制被废,所以科举制肯定很坏。 在清末内忧外患的时代背景中,在科举制度走投无路的情况下,废止科举是历史的必然。但是,不能因为科举制被废了就将其说得一无是处,就将各种罪责都归结到科举制的头上。当对中国的官场腐败、科技落后、割地赔款无法找出更好的解释的时候,委罪于科举制是一种常见的思路,但却是一种简单化的做法。科举取士利弊兼具,且影响重大而复杂,向来是传统社会关注和议论的热点问题,赞美与批评者都很多。然而,现代人在对待科举的态度上,存在着一种简单片面地划分历史人物进步与否的办法,凡是批评科举的则说明其进步而受到肯定,若说科举好话则属于落后人物。同一个人的不同言论若是反科举的,则是进步的、有见识的,若是肯定科举的言论,则属于落后的、没有批判精神的。

而且多数论著往往有意无意中省略肯定科举的人物和言论。这已形成了简单化的科举制评价套路,或者说一种八股式的评价模式。其中部分原因是受清末废科举时过激言论的影响,而清末士人批判科举却有以偏概全之嫌。(注:刘海峰:《知今通古论科举》,《教育研究》2003年第12期。) 受认定科举制很坏的思维定势影响,当人们分析历史上一些问题时,往往不假思索地将罪过归结到科举制头上。为了批判科举制,有时甚至倒果为因。例如,不少人连清末官场腐败的原因也归罪于科举制,但是很少考虑到,1905年以后没有了科举制,官场的险恶程度一点也没有减少,而且植党营私、派系倾轧的情况还变本加厉,实际上官场腐败是促使科举制加速灭亡的原因之一。又如,解决不了官本位的痼疾,就说是长期的科举制造成了官本位的传统,也不仔细思考一下,在科举制产生之前,中国的官本位体制已经形成。往科举制中寻找官本位的根源,只是看到问题的表面,而没有洞见事实的本源。 科举制承负了许多本不该由其承担的罪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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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刘海峰 编辑:蔡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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