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口兵变”虽不是正儿八经的兵变，但毕竟是继“孙立人事件”后台湾军队中发生的又一起“重大事件”。它使蒋纬国的仕途受到严重影响。

长期以来，蒋纬国把装甲兵当成“第二生命”，为装甲兵的建设呕心沥血。在大陆时期，蒋纬国即专注于国民党军装甲兵的初创，做出了“突出的贡献”。国民党军逃台后，蒋纬国又主持完成了装甲部队的恢复、整编事务。在国民党政权逃台后的15年间，蒋纬国当了10年的“装甲兵总司令”，大大超过了台湾军方关于军队主官任期的规定。

对于装甲兵，蒋介石的内心一直很矛盾，难以放下心来。从固守台湾的角度讲，坦克、装甲车无疑是一支反登陆、冲击滩头阵地的理想武器。在陆军步兵部队或其他军兵种出现叛变时，装甲兵更是一支最好最快的镇压力量，所以装甲部队曾被台湾社会称为“御林军”、“典卫兵”。可从内部哗变来讲，装甲兵又是一支最危险的力量，它不像空军、海军那样需要大量的后勤支援、复杂的技术要求、精密的通信设备；它不受气候地形的限制，行进速度快疾，因此它的机动性极强；它火力集中，杀伤力大，再加机动性极强，所以它的进攻性极强；它自身具有相当的防卫能力，再加上机动性、进攻性极强，所以不像其他军兵种那样容易拦击和互相制约。尤其是在台湾岛，南北长不足400公里，东西宽不足150公里，坦克、装甲车能在昼夜间横扫来回。正因为装甲兵的厉害，为防万一，蒋介石特地让小儿子蒋纬国出任装甲兵总司令。

尽管装甲兵归蒋家人管，但由于装甲兵总司令部设在台北，总部院内的坦克和装甲车总是虎视眈眈地对着台北市的各中央机构，社会上关于“装甲兵要造反”的传闻一直不断。追根到底，关于“装甲兵要造反”的流言是蒋经国的手下施放的，其根本目的是为了“扶其主”，确保蒋经国的“太子”地位。借蒋介石之手贬“小委座”蒋纬国，使其无力与蒋经国“争位”。

关于“装甲兵要造反”的传言起而又落，落而又起，说得活龙活现，蒋介石不禁生了疑心。他思来想去，还是把蒋纬国调离装甲兵，并把装甲兵司令部由台北爱国东路迁往台中，以便于在装甲兵出现异动时，台北方面能够为研究对策、调兵遣将争取时间。“赵志华事件”发生后，则可看出蒋介石把装甲兵调出台北的高明之处。赵志华还在鼓动演说之际，湖口通往台北间的所有路口、要地、桥梁都已被忠于蒋经国的部队所占领。即使赵志华鼓动成功，坦克能开到台北，那也是损失巨大，伤痕累累，为强弩之末，难以再战了。

蒋纬国以“总统”的儿子的身份，长期经营装甲兵，装甲兵简直成了他一人独霸的势力范围，他人不敢染指，连无处不到的蒋经国也从未到过装甲兵营区一步。在装甲兵内部，人事关系，军官晋升，都是以总司令蒋纬国为中心，唯其意志行事。鉴于这种现实，“湖口事件”以后，蒋经国直接指导装甲兵的清理、整顿工作，名为清除赵志华的影响和势力，实为趁机围剿蒋纬国的势力。装甲兵从此由蒋纬国移到蒋经国的门下，蒋纬国和装甲兵的紧密联系就此结束。

蒋纬国与赵志华有着不一般的关系。两人合作达20年之久，蒋纬国对这位西点军校的毕业生很有好感。赵志华在蒋纬国的栽培下稳步上升，特别是在逃台之初，作为解放军的俘虏，能够官复装甲旅上校旅长，完全是靠蒋纬国的提拔。遗憾的是，由于赵志华有过被俘史，在蒋纬国离开装甲兵去陆军指参大学时没有当成装甲兵总司令，而让郭东旸“捷足先登”。案发之后，蒋纬国不顾自己的困境，尽可能地为赵志华辩护，说赵志华行动属于莫名其妙的精神不正常所为，不必送军事法庭，关进精神病房即可。甚至还说动了“陆军总司令”刘安琪，一起去说情。赵志华入狱后，蒋纬国经常去看望，并亲自安排赵的妻室子女去美国定居。后来又安排赵志华“因病保释”。赵志华死后，蒋纬国又出面料理丧事，自始至终是个有情有义的朋友。

由于与装甲兵和赵志华关系均过分亲密，尽管“湖口兵变”时蒋纬国已离开装甲兵担任陆军指参大学校长近1年，但“子弟兵”闹事，他也难逃其咎。“湖口事件”发生后，蒋纬国立即向“国防部长”俞大维自请处分。俞大维虽是蒋介石的忠臣，连任了10年“国防部长”，又是蒋经国的儿女亲家，却也不敢作主处分蒋纬国，只是报蒋介石裁决。

蒋介石并没有公开处分蒋纬国，可也没有轻饶小儿子。蒋介石不满蒋纬国的原因是小儿子辜负了老子的期望，没有把装甲兵带好。他日夜担心的装甲兵要造反一事，终于发生，差点酿成大乱，而大乱的根源则是蒋纬国长期信任的赵志华。装甲兵不稳，不能不说是与蒋纬国长期管理有关。蒋纬国的行动同蒋经国在接班路上不出差错、稳扎稳打地前进，大相径庭。

在蒋介石的眼里，蒋纬国已经不具备带兵条件。从此时起，蒋纬国就停止了晋升，一直挂着中将的牌子，一挂就是15年，直到蒋介石死后，才晋升为上将。同时，蒋介石彻底削去了蒋纬国的带兵权，让他致力于军事教育，成了纸上谈兵的将军。

（摘自:《蒋经国与蒋纬国》 作者:张树德 出版社:团结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