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5年冬，中共中央通告各地党团组织，选派党团员到广东黄埔陆军军官学校学习。

那年暑期我已经从赤水职业学校毕业。王尚德得知黄埔军校在河南开封招生，就通知赤水团特别支部，派我和姚俊明前去报名。他为我们筹足了路费，办好了团组织介绍信，行前语重心长地嘱咐我们说:“你们是团员，不论什么时候都要做个光荣的先锋战士。”

1926年1月，我们怀着学好本领、献身革命的热切愿望从家乡出发。宗适怀着既高兴又难舍的心情，伴送我走到赤水镇以东的遇仙桥上，他叮嘱我，革命要注意学习社会科学，要为社会进步、国家富强、人民幸福奋斗到底。我们分手时，他一直站在桥上望着我远去。万万没有想到这竟是我们同胞弟兄的最后离别。

和我一起去河南报名的有苏士杰（中共党员）等四人。当时，统治陕西河南两省的是冯玉祥的国民二军，这个部队同情革命（军长胡景翼，1925年春病故），所以我们一路上没有遇到什么麻烦。只是陇海铁路向西刚修到陕州，还没有正式通车。我们由赤水镇到潼关是雇的人力车，走了一天半；从潼关到陕州是走水路，乘的是旧式民船，沿黄河而下，走了两天；从陕州到开封才坐上火车。

到了开封，我们赶到黄埔军校招生办事处办好入学手续，然后到中共豫陕区委在开封的接头处河南书店办理转团的组织关系。接头处的同志告诉我们说，到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再转一次介绍信。我们在接头处办理了给中央转组织关系的介绍信，继续乘火车去上海。在上海停留了一个星期，通过在上海大学学习的姬国贞（华县人）找到团中央机关，办好去黄埔军校的团组织介绍信，然后乘上海到广州的日本货轮“山东丸”，在海上航行了大约一个星期，于2月上旬才到达黄埔港。我到黄埔军校报到后，被编入第五期入伍生二团二营五连。

黄埔军校本部在黄埔岛上，岛上有长洲要塞，南临虎门，是控制珠江口和拱卫广州的门口。我们入伍生团则驻在广州市近郊沙河镇的旧兵营里，在那里进行军事训练。

黄埔陆军军官学校，是孙中山先生在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在1924年5月创建的。目的是培养革命的军事与政治人才，以军校学生为骨干组建国民革命军，用武装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在中国的统治，来完成国民革命。中国共产党许多杰出的领导人都曾在黄埔军校担任领导工作或任教，如:周恩来和熊雄先后担任军校政治部主任，恽代英曾任政治总教官，聂荣臻、肖楚女、张秋人等曾任政治教官，叶剑英曾任教授部副主任。共产党还选派了不少党团员到军校学习，黄埔第一期学员中就有徐向前、陈赓、蒋先云、周逸群、左权、许继慎、周士第等同志，他们当时都是军校革命的骨干力量和活动分子。在1923年到1927年的大革命时期，黄埔军校中的中共党员和青年团员发扬“黄埔精神”，在统一和巩固广东革命根据地的几次战争中，在两次北伐战争中，都以身先士卒、冲锋在前、英勇善战闻名，对保证革命战争取得胜利起了重要作用。

建校初期，孙中山先生亲自兼任军校总理，伪装革命的蒋介石被委任为校长，第一任国民党党代表是国民党左派领袖廖仲恺。1925年8月20日，廖仲恺被反革命分子刺杀捐躯，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推举汪精卫继任党代表。

中国共产党在黄埔军校只有党的组织，没有青年团组织。我一到黄埔军校报到，党组织即通知我由共青团员转为中共正式党员。五连学员中有中共党员五人，即余陶、廖昆、葛志坚、姚俊明和我，小组长是余陶，由他和上级联系。那时忙于操课，党小组没有其他活动。我们大约每两周去一次广州市东校场的广东省农民协会，听周恩来的政治形势报告，每次听报告的党员大约有一百多人。周恩来当时是中共粤区军事部负责人，他讲话生动，条理清楚，深入浅出，很有说服力，同志们都爱听。陈赓是报告会的工作人员，很活跃，开会前他在会场上走来走去，口中笑话不断。那时，广东国民政府的任务是巩固广东东江革命根据地和准备北伐，中共党组织对在黄埔军校学习的党员只要求在学习和遵守纪律方面起模范带头作用，没有提出其他任务。

1926年3月，国民党中央军事委员会宣布将黄埔陆军军官学校改为中央军事政治学校。3月20日，蒋介石宣布广州戒严，逮捕中山舰舰长李之龙和部队的党代表数十人，并收缴罢工委员会枪械，监视苏联顾问住宅，制造了“中山舰事件”，阴谋排挤共产党，篡夺国民党党权。这实质是国民党右派争夺革命领导权的一次阴谋政变，陈独秀等对蒋介石一味妥协退让。事变后，蒋介石提出军校跨党党员要退出国民党或共产党。于是，党组织指示黄埔军校的共产党员，不再保留双重党籍，由党员自行决定保留共产党或国民党党籍，并向国民党公开。我当即在军校发的表格上签写退出国民党。这次共产党员公开身分的结果，给蒋介石在1927年4月15日屠杀黄埔军校中共党员提供了一份名单，由于后来我随政治科到了武汉，才避过了那场惨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