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年代，西德实行的社会福利政策与各项稳定经济的政策相协调，保证了社会的相对安定，为经济高速发展赢得了有利的国内条件。社会福利所涉及的主要方面是，“拥有在经济过程中多方面保护人的利益的劳动与社会保障系统”（注:H.-D.哈尔德斯、F. 拉姆耶尔等:《市场经济与经济理论——针对现实问题的经济学》，第33页。）。这里着重介绍三点:（1）在劳动市场政策方面，联邦政府实施高就业率并持续改善就业结构的措施，以促进经济增长。（2）按照法律规定，对劳动市场合同进行谈判，就最低工资达成协议。1949年颁布《合同法》，1952年颁布《确定最低劳动条件法》，对劳动者的就业权益作了具体规定，不允许劳动者之间进行压低工资的竞争。（3）实行劳动者参与制。1951年颁布的《采矿冶金业参与法》规定，在采矿冶金业中超过1000名职工的股份公司中，推行“同等数量参与制”，即持股人的代表与工人代表按同等数量参加企业决策。还规定，聘任经理须得到工人代表的多数票赞同，即工方代表有否决权。1956年制订《参与制补充法》，把采矿业参与制推广到矿业冶金业的控股公司。对于不属于采矿冶金业、雇工少于2000人的企业，1952年《企业法》有效。（4）不断完善社会保障系统。早在19世纪末，为缓和因工业化而产生的社会紧张关系，德国已开始实行疾病保险、意外事故保险、养老和伤残保险。1911年颁布的《帝国保险规定》包括上述三项保险，至今仍是社会保险的法律依据。20世纪初，先后实行职工、矿工、失业保险。经过不断改进和完善，社会保险对危及生命的风险如老年、伤残、疾病、失业和意外事故，均提供多方面保护。1957年对养老制度进行改革，实行养老制度动态化。1961年颁布的《联邦社会救济法》规定，凡陷入困境而又无权在社会保障系统内得到扶助的人，有权要求社会救济。由于实施了上述法规，顾及到了劳动者的切身利益，工会在提高工资方面要求比较克制，未进行大规模的分配方面的斗争，国内也未出现影响经济发展的激烈的社会争端。这为经济繁荣创造了有利的社会环境。

二

西德50年代的经济奇迹具有明显的特殊性。它对西德社会经济的发展有着深刻的积极影响，也存在不可忽视的负面效应。

1.经济奇迹的特殊性。西德50年代的经济是在特定的内部和外部条件下，以特殊的途径迅速发展起来的。西德是在特殊的国情中恢复和发展经济的:战后德国被分割、被分裂。社会制度对立的两个德意志国家自成立之日起，被迫分别依从占领国的意志，在一切领域里开始了一场生死攸关的较量。联邦德国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还不是一个享有完全主权的国家，在涉及内政外交一切重大问题上，特别是外交和防务问题，受制于占领国，其主要任务是集中力量“复兴”经济。尚在困境中的广大群众，渴望得到工作和面包，在国家复兴与发展问题上与当权者较易取得共识。此外，有关国家走什么道路，建立什么样社会经济制度问题，颇有争议，需要弃旧图新，边破边立。一些政党主张实行社会主义，建立国有化经济，特别是在采用何种经济模式问题上，两个主要政党社会民主党和基督教民主联盟之间存在原则性分歧。前者主张对主要生产部门实行社会化、国有化，强调政府干预经济活动；后者主张经济自由，实行自由竞争。在争论过程中，执政的联盟党推行了社会市场经济制度。到50年代中，两党争论暂停，社民党以“尽可能市场，必要时计划”的观点对社会市场经济口头上表示赞同。两党认识上的趋同为西德建立、实行和完善社会市场经济提供了思想上和政治上的保证。由于这两个主要政党拥有的支持者占全国选民的绝大多数，社会市场经济也就有了较为广泛的群众基础与较强的生命力。上述国情有利于国家全力以赴地抓经济，有利于“发挥个人创业的精神和能力”（注:路德维希·艾哈德:《来自竞争的繁荣》，第114页。），有利于经济利益分配的相对公正。

西德选择了一条发展经济的特殊途径。也就是说，它采取了既有市场、又有计划，还要考虑社会，三者兼顾的做法。按照这一思路，市场竞争必须在国家法制范围内进行，而不是混乱的、无政府状态下的自由放任。国家通过法规、政策及指导性计划进行干预，而不是发号施令，越俎代庖。经济活动要以社会公正为目标。50年代，西德在这方面进行了大胆而又有效的尝试，并沿着三者兼顾的路子不断走下去，不断取得新成就、新经验。这是一条有别于他国的路子。50年代，西德在这条道路上取得成功的物质保证是，它拥有传统工业的良好底子。对某些因战争破坏而难以修复的工厂设备，通过引进先进技术设备使之现代化，尤其利用美国提供的15亿美元援助，“进口对德国经济恢复最具高度战略意义的商品，使德国的生产和出口得到促进”（注:乌尔里希·罗尔:《德国经济:管理与市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51页。）。在50年代旺盛需求的推动下，西德地区传统工业为创造经济奇迹作出了决定性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