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常常对被一堵柏林墙隔绝在西方大门之外的东德人的生存境况有一种远胜于现实的悲凉想象，以各种方式偷越柏林墙的人们被描写为自由的斗士和英雄。然而相对的，一堵封锁的高墙给西柏林人带来的阴影，却一直被忽视。实际上，在两德统一后，这些遗留问题成了东西德矛盾和德国排外情绪高涨的主要根源之一。

从1961年到1983年，由于对身陷重围的境地绝望，34万西柏林居民迁往西德其他城市，西柏林只能依靠国家援助度日。为了缓解人口短缺的问题，西柏林引进了大量外来劳动力，包括13.1万土耳其人，3.5万南斯拉夫人，2.2万波兰人。这些人大量聚居在被原西柏林人废弃的紧邻柏林墙的社区中，形成一种独特的外来文化。在这些地区，正是新纳粹势力排外活动最猖獗的地区。

1989年11月9日

1989年是一个发生了太多事情的年份。从这一年的5月开始，种种迹象已经显示，柏林墙的基础正在动摇之中。

一切是从戈尔巴乔夫5月首次正式访问西德开始的。他给当时的联邦德国总理科尔带去了后者意料之外的信息:莫斯科将不再使用武力阻止其“卫星国”的民主改革。

这一年的9月11日，匈牙利开放了与奥地利的边境。东德人犹如被困了多年的洪水，借这一道小口，大批涌向联邦德国。在布拉格和华沙的联邦德国使馆中，也挤满了申请避难的东德居民。6个月内，超过22万东德人移入西德。

在东德内部，变革的力量一触即发。柏林、莱比锡、德累斯顿的居民纷纷举行游行示威，戈尔巴乔夫也在此时表明了他对昂纳克的不满。10月10日，在民主德国成立40周年纪念日的3天后，内外交困的昂纳克以“健康原因”辞去党内外一切职务，埃贡·克伦茨（Egon Krenz）接替上台。迫于压力，克伦茨授权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其中的一项，意外地导致了柏林墙的最终倒掉。

1989年11月9日发生的事情充满偶然。这天下午，统一社会党政治局委员沙波夫签发了一项“迁徙自由的新旅行法”，在一片混乱中，人们将这项法律理解为边境开放法。傍晚6点53分，在记者招待会上，当被问及这项法律何时生效时，沙波夫回答道:“嗯，就我所知，现在，马上。”

上千名欣喜万分的东柏林人像潮水一样涌向了柏林墙。在伯恩霍莫大街（Bornholmer Strasse），人们激烈的要求开放边界，并动手拆除柏林墙。到了晚上10点半，横亘在东西柏林间长达29年的这道现代“长城”被凿出了一个大洞，人们心中的柏林墙就此倒掉。莱比锡大学的一位校长向北外教授刘芳本回忆那一刻的情景:没人被杀害，没人受伤，没有砸碎一块玻璃，人潮如涛涌，但看到的只是令人难以置信的秩序，拆除铁丝网和钢筋混凝土的情景，如同为护送一位天使过路而从事的一桩圣事。西柏林政府向涌入的东德兄弟奉上了丰厚的见面礼，除了泪水、拥抱、亲吻和鲜花水果，还有每人100马克的欢迎费。

然而，并不是所有东德人都赞同这种闪电式的告别。作家海姆就在一篇文章中写道，“纵使国人全都离去，我决意独自留下”。

11月9日的意外举动打断了科尔在波兰的访问。他立即返回柏林，并在11月28日就公布了实现德国统一的“十点纲领”。当时，无论是东、西德还是周边国家都怀疑，这一纲领过于激进，并不适合已经分隔了40年之久的民主德国和联邦德国。

但事态的发展比科尔想象的更为急迫。要求立即统一的游行示威在莱比锡等地爆发。随着1990年3月18日民主德国人民议会选举中德国联盟、自由民主党和社会民主党获胜，原统一社会党变为在野党，大联合政府的组成已经使民主德国名存实亡。5月18日，新当选的民主德国总理德梅齐艾与科尔签订协议，建立经济、货币和社会联盟条约，从7月1日起将东马克以1∶1的比率兑换成西马克，引进市场经济体制，实现私有化，建立保险和福利制度。到了1990年8月31日“实现国家统一的条约”签订，德国统一已成事实。10月3日，正式成为两德统一的纪念日。

从1990年6月13日起，300名东德边境卫兵和600名西德工兵借助13台推土机、55台挖掘机、66台起重机和175辆重型卡车的力量，从Bernauer大街开始彻底铲除已被民众大面积捣毁的柏林墙。到这一年的11月30日，除了6段留作纪念的柏林墙，其余的全被铲平。混凝土被粉碎再生，铺设道路，250块柏林墙碎片以10000马克到150000马克的价格被拍卖。

如今，在柏林，柏林墙的遗迹变成了一道贯穿旧城20公里长的鹅卵石小径。尽管外国游客将它当作新的旅游景观，但对于柏林人来说，这是一道他们宁愿视若无睹的疼痛疤痕。德国作家彼得·施奈德在一篇文章中写道，“清除大脑中的柏林墙将花上比清除实体上的柏林墙长得多的时间。”不知这道大脑中的墙，是不是也包括了15年后，1/5的德国人宁愿依旧存在的柏林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