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1989年》中强调过，西德国家政策在对前东德领导人进行政治清算方面起到了非常不光彩的作用。西德政治家曾经许诺说，大多数人不会因为曾经担任过东德干部而受到惩罚，受到法律制裁的只会是少数几个人，而且不是由于政治原因。但实际上，他们搞的统统是政治案件，而且从一开始就是政治行为。

在此之后，一系列案件开始审理。先是针对总书记昂纳克，尔后是国防部长凯斯勒、总参谋长施特雷列茨。下一批案件将是针对前政治局委员、卡尔·马克思市党委第一书记西格弗里德·洛伦茨、前政治局委员、哈雷专区党委第一书记约阿希姆·伯梅，以及前边防军各级指挥官……国防委员会的所有成员都受到过审判，国防部的所有副部长都蹲过监狱。现在，前总后勤与装备部长戈尔德巴赫上将等至少5名国防委员会成员仍在服刑，凯斯勒大将、施特雷列茨上将去年出狱，边防军司令鲍姆加尔滕上将刚刚出狱。

现在仍在服刑的前东德政治局委员有3人，除了我以外，还有京特·萨博夫斯基和京特·克莱伯。前党中央安全部长曾经被判刑两年，现在已经出狱。许许多多边防军官兵曾经锒铛入狱。我认为，政治迫害至今仍然没有结束，这是侵犯人权的行为。当年依照东德宪法保卫东德边境的行为，不应视为违法行为，当年东西两德之间的边界并不是德国内部界线，就像是萨克森与巴伐利亚的州界一样。实际上众所周知，这是一条军事战略边界，是苏联与北约之间的前沿防御线，是两种政治制度之间的分界线。现在起诉我的罪名是，我从1984至1989年任政治局成员，而在此期间边境地区一共死了4个人，所以我对这4人的死亡负有法律责任。

记者:请问，您目前在监狱里的生活如何？

克伦茨:我先是被关入哈根费尔德监狱，这是一所四五年前刚建的新监狱，关的是一些长期服刑后即将出狱的犯人。我住的是一个4人囚室，另外3人是外国青年刑事犯，他们的罪名好像是偷窃，也可能是贩卖军火，具体情况我不太清楚。他们对我很不错，就像“战友”一样。

有一天来了很多记者，抢拍照片，我突然被送进一辆重犯囚车，里面黑黑的，没有窗户。我被转到了普吕岑湖监狱，关到了6米多高的大墙内。普吕岑湖监狱很大，有过黑暗的历史。它始建于19世纪，曾经关过威廉·李卜克内西等知名人士，在纳粹德国期间曾经枪杀过3000多名反法西斯战士。

刚入狱时有记者问我:“你现在有什么感觉？”我对记者说:“我感觉自己不是刑事罪犯，而是政治犯人。”在德国，只要谁说自己是政治犯，就会被送进医院作心理检查，因为德国在理论上是不存在政治犯的。于是，他们就派心理医生给我作检查，而且还要医生判断我是不是有暴力倾向。他们问我，是否想重新恢复东德？我说:“柏林墙已经没有了，军队已经没有了，我怎么可能恢复东德呢？”他们想方设法要证明我不是政治犯而是刑事犯。许多朋友对此表示抗议，包括前苏联的许多同志。俄罗斯国家杜马曾通过了一项决议，要求德国停止对东德领导人的刑事迫害。这些做法显然起了些作用，后来司法部门不得不把我从那个老监狱转入一个10年前建的新监区。

记者:这么说，您已经两次转监了。可是媒体上并没有透露第二次转监的细节。

克伦茨:是的，这一次做得比较谨慎，他们不希望引起媒体关注。这样的结果对我来说也比较理想，省得记者们成天围着我。只有这样，我才可能找到一份工作。如果找到工作，我就可以成为自由服刑者，而自由服刑者每天从早到晚可以在监外活动13小时，只是每天晚上必须回到监狱。

记者:我的印象是，您的健康状况还是不错的。

克伦茨:是的。我已经没有当年那么多工作了。我现在每天在监狱里都坚持跑步，每天早晨跑将近4公里，昨天是周末，我跑了几乎12公里，用了1小时1分30秒。我在东德期间就喜欢跑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