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际上德国领导人是遵行诺言的。针对所谓“胜利者裁判”的质疑，德国统一问题历史旧案处理中央协调部指出，社会主义统一党的国家机器肆无忌惮地对付自己的人民，在边界上放肆地屠杀，对敢于批评社会主义制度的人们残酷地威胁恫吓，分化瓦解，仅仅使用我们法治国家的手段，不足以制裁那些为巩固政权服务的非法行为。追查往往离奇地断线，变成查无实据。

东西德国统一的协定中确实规定，只有依据东德的法律也是非法的罪行才能予以追究。许多忽视人性的措施在东德法律中是没有相应条款的。因此我们无法追究它们。例如，电话窃听在东德就根本不会形成一条相对的制约性法规－－《隐私信息保护法规》。

一九七六年德国新闻揭出一名原子物理学家私人住宅中被安装了窃听器。整个国家都为此非法事件震惊不已。当时的内政部长（自由民主党人）因此被迫引咎辞职。然而在东德，这些都是为了“国家安全，党的利益”而进行的神圣必要手段，安装一个窃听设备跟许多类似手段一样，都是小事一桩，当时无人敢于抗拒，今天也无法追究。

另一个实例是，二十年前，有兄弟两人一同在苏军的军营前被枪杀了。此后东德的秘密警察折磨兄弟俩的父亲。而凶手是一名苏军士兵。杀人之后，被调回苏联。德国统一之后，没有一名东德秘密警察受到追究。

在这里，听一听克伦茨的议论是有趣的。

克伦茨在逮捕前，享受到不错的言论自由。他在德国著名的《明镜》周刊上发表谈话，大讲他的大道理。

“…这当然是政治审判。其政策就是要用这类审判来对付东德领导人。”

“其实并没有一纸射击或者砍杀的命令。连被邀请来作为证人的最高检察官施奈德先生在通读了政治局材料以后也承认，并没有一所法院能证实有一道射杀令。然而人们一致重复说，你们的制度就是杀人的制度。这种诋毁不能令我折服。”

“勃列日涅夫警告昂纳克，我们有军队在你们那边。想一想，别忘了。东德没有我们，没有苏联，没有我们的强大力量，不可能生存。这是明白无误的事，也是我的忠告。其余都是西方人的看法”。

“我不是胆小鬼。东德是我的事业。在德国的土地上尝试社会主义是我的事业。我只相信，只有与苏联在一起我们才能生存”。

“曾在东德当了十七年苏联大使的阿布拉希莫夫也告诉法院，苏联和华沙条约集团国家都不能容忍东德在华沙条约集团外部边境上能自身有所改变。”

为了面对社会上关于“政治审判”或者“胜利者审判”的议论，坚持法治观念，德国司法界在说明这次判决的时候，公开宣布，审判的依据，并非现行的联邦德国法令，而是被告犯罪当时的东德宪法和法令。

对于东德高级领导人的审判，虽然仍有上诉，还没有完全落幕，毕竟已经告一段落。对于一些中下层干部和普通涉案人是怎样处理的呢？

如前所述，两名开枪的边防军士兵被查实，分别判处二十个月和二十一个月的缓刑。从刑期的绝对数值来看，两名党中央决策人胁从犯也只判三年，两名士兵不免量刑过重了。或者说，对高层领导人被告量刑太轻了？从社会反应来看，德国人民没有激烈的反对意见，大概普遍已经认可，审判就已足够，量刑何必太重。诗人杜甫曾经留下过的名句正可以用在这里:用箭当用长，挽弓当挽强，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苟能制侵凌，岂在多杀伤？

九七年二月二十七日德国东部莱比锡的州法院作出判决，一名前“民主德国”女法官，因在十二宗案例中曾剥夺十五名公民的自由被判处三年徒刑，不得假释，不得上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