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官的话让人们立刻想起，柏林墙西侧连成一片的白色十字架。有的刻着死者的姓名，有的只能写上“无名氏”；还有两德边境上的地雷无人区，那踩中地雷的逃亡者陈尸旷野的惨象。读一读下列的几则消息吧:

一九七年三月三日起，柏林的州法院开庭审理三十五年以前发生的一件柏林墙枪杀案。两名前民主德国边防军人分别被判处缓刑二十一个月和二十个月。今天他们分别已经六十一岁和五十五岁了。一九六二年八月十七日，他俩开枪打伤了翻越柏林墙的泥水匠学徒费希特。当时费希特趴在墙上呼救，可是经过五十分钟以后，这个不满十八岁的年轻人，才被拖起来，后来在运往人民警察医院的途中死去。他的同伴越墙成功的时候，子弹却射穿了费希特的盆骨。几百名过路人、盟军官兵和新闻记者从柏林墙西侧看见了他的痛苦和挣扎，却完全束手无策。当时的民主德国对内掩盖了这宗血案。一九九五年一个电视摄影队成功地找到了当时的开枪者。审判证据是当时的边防守卫纪录。枪杀费希特后，下士施莱伯晋升上士，士兵弗利德里希获奖金两百马克。

死者的妹妹出庭时悲愤地指出，费希特在死以前忍受了五十分钟的巨痛，没有人（敢穿过无人地带）过来救他。她说:“今天我来到这里，只是为了正义，而不是为了仇恨。”

另一名当时年仅二十岁的青年米夏尔也死于东德边防军的枪口。克伦茨出庭的当天，米夏尔的父亲作为共同原告人出庭。他是悲喜交集:“克伦茨等人已经被关押起来了。人心称快。但是这样的处罚并不能平服我心。处刑实在太低了”。

九七年十一月二十七日柏林法院判决了东德最后一名柏林墙死者的案例。一九八六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年仅二十五岁的舒尔茨企图逾墙而过，被东德边防军人开枪打死。开枪的两名士兵被判处有期徒刑十五个月监外执行。跟党中央的干部比起来，两名士兵是不是判得太重了呢？群众亲眼看见他们杀死了无辜的同胞，可是他们又是奉命开枪的。在激烈的冲突中，他们可能会被群众在反抗中打死，在事隔多年以后，他们只应当受到宽容的处理。

对党中央干部的判决是温和的。克莱伯尔在被告席上显然露出了惊喜之色。律师用手肘捅了捅他，向他眨眼睛、点头。克莱伯尔也点头回应。他想说，本来我料想的比这坏得多。步出法庭的时，这位前政治局委员承认说:“这是一场公平的审判”。

沙博夫斯基的脸没有扭曲，他显然松了口气。因为毕竟检察官提出的是“九年监禁”的要求，现在他可以在宽松的条件下，就近坐监执行。所谓“开放型监禁”，就是白天他可以去上班，编排他的地方小报，晚上则必须返回他的监房过夜。去反省那些被他的命令枪杀的无辜青年的痛苦和呻吟。

克伦茨立即提出上诉。遭到州立法院驳回，于是他的上诉案自动转到高等法院，一九九八年年初再审。逮捕后的克伦茨关押在莫阿比特看守所。国家检察官也提出了复审要求，根据他个人的意见，这次判决实在是太温和了。克伦茨的律师则对“当庭逮捕”提出抗辩。他说，防止逃逸的理由是荒谬的。克伦茨根本不会逃亡。

另外两名被告也提出了上诉。沙博夫斯基的律师陈述了上诉的理由。他说指控沙博夫斯基胁从犯罪的证据不充份，抵触到追溯既往的禁令。根据这一禁令，被告人只能在罪行当时有效的法令范围内受到追究。同时他也承认这次审判是“大度而正派”的。

审判前，克伦茨反复在新闻界发表言论，将责任推给苏联红军和华沙条约集团军柏林前线司令部。他还指出，在德国统一前夕，戈尔巴乔夫总书记和柯尔总理曾经达成一致意见，对于按照东德宪法行事的东德国家事务负责人应当不予追究。

统一以后，戈尔巴乔夫还给德国法院写过三次信件，说及此事。但是对于司法独立的国家来说，行政领导人当时为完成统一目标许下的诺言，对不受行政机关或政党干预的法院是否具备约束力？这是值得思考的一个问题。毕竟要在一个统一的国家内部，暂时不完全执行宪法，却以部份废弃的法律作为审判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