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有形的实惠措施，使得很多贫雇农分子汹涌加入互助组，很多组表面上虽有生产计划和评分记工、学习会议等制度，但在内容和功能上却严重地背离了互助、互利的本质。据统计，这年因“政府看得起”成立的互助组有16个⑦。很多农民是为了贷款贷肥，或“怕征粮、怕定产、怕捐献”⑧，违心加入互助组的。有的基层干部就显露出“一朝权在手”的霸相，五区烟坪里乡乡长欧X×说，“你哩(你们)不组织起来，就不给你们贷款，‘把本’(权力的决定权)在我手里”。这样，不少区乡纷纷出现“自发”组织互助组的热烈场面。九区廖××互助组，看到县委重点扶持的唐花香互助组转了社，兑了田。就说“我哩(我们)早些转(社)，奠等到后来把田兑光了，留些尽差田”，产生了“鸡公跟马走”的现象。

尤为突出的，很多干部重互助组，轻单干户。许多干部扶助互助组，看重的是它响应政府政策的快捷。有的干部说:政府推行盐水选种，合理施肥技术，“互助组接受得快，也搞得较好”。十一区参加盐水选种的互助组，占了总户数的70％，远远高于单干户的比例。很多干部积极组织互助组，动因在，互助组成立后，他们可以欠组内工分，不清账结账。群众评价他们是“百事带头，算账不带头，发言积极，拿钱消极”。很多事情，互助组到乡上“一说就通，单干成了无娘之子”。贷款、运输，单干户根本插不进脚。这样，单干农民的积极性很难得到发挥，单干户和互助组之间的关系也渐趋恶化。三区付××互助组烂了秧，群众就趁机打击，写了一块牌子插在秧田里。牌子上写着，“烂秧互助组，臭里手(假能手)，经验是好，泡种也烂了”。五区陈家垅乡，土改时剩下一架推车，几个互助组长一讲，就作价8000元卖给了陈××互助组。可单干户不知道，知道的也不敢作声。因为他们“怕骂落后，怕问为什么不组织起来”①。所有这些都说明，如果把互助仅作为一种形式上的符号，会导致同本意相反的结果。

1953年，中央提出，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是农村工作的“主题”和“纲”②，这直接促成了全国互助合作运动的高涨，从此，中央重点强调农民私有者的属性和自发的资本主义趋向，认为互助组还不能阻止农民卖地，惟有合作社才能彻底地改造农民，因此，要求以合作社带动互助组的发展，必要的时候可以采取控制和摊派的做法。在醴陵，政权力量对互助运动的干预强化了。这年全县涌现的常年互助组有1849个，临时季节性互助组有5274个，组织起来的农户占总农户数的36．5％，组织起来的人口占总人口的41．5％③。

在对互助积极分子培养上，醴陵县委、政府重新进行了部署，重点考察他们的集体观念和对互助合作的态度④。组织方式上，重点组织兴修一些水利工程及掀起群众性的农业技术改良，加强互助组在统购统销网络中的组织作用。由于积极领导，1954年原来垮台的158个互助组重新恢复了。基层干部反映，互助组发展后，工作也好开展了，过去工作来了总是推不动，乡干部很苦恼。现在有了互助组，什么工作都好办了。为发展互助组，很多干部采取了一系列强制措施，有的对不接受稀播密植技术的组员，开除出组。有的对不接纳粮食调节的农民，扣上“资本主义份子”的帽子后清除出组。据全县11个乡的统计，该年有11个互助组开除了组员15户⑤。这样，互助组就成为党和政府在乡村社会中推行政策和措施的组织保障，在性质上，它已改变了初期互助、互惠的本质，成为某种意义上的准行政组织。

制度安排上，出现了由乡政府、党支部控制的互助合作网和联席会议制度。运作机制是，先由各片选举联组长(一般以常年互助组长为联组长)，每5天开次碰头会。再召开由党支部书记任主任，重点互助组长任副主任的互助合作委员会，每月逢五、十开碰头会。最后，由乡政府农会主席负责，驻乡工作组协助，每半月开一次乡联席会议。党支部和乡政府布置的生产任务，通过互助合作联组会贯彻到各互助组，再通过各互助组，吸收单干农民参加，贯彻到群众中去。陈家垅乡兴修水利时，开展了“五比”运动，即比是否“到得齐，到得早，散工晚，工作效率高，工程质量好”。积肥时，开展了“四评”运动，即评“找肥，积肥，购肥，保肥”。春耕生产时，又开展“五查”运动，即查划子是否接受了密植，查深耕是否深犁了，查秧田是否接受了稀播方式秧田，查耕牛是否全部出动合理排工，查劳动力是否完全出动⑥。这里较为清晰地呈现了国家权力是如何通过互助运动的制度架构和运作机制一步一步地深入到农村社会的。

这种权力的深入，导致了全县各区乡农民的并组，跳组高潮。基层干部认为，互助组组织多、完成了上级的要求、互助组莫垮台、到互助组开会等，就是积极领导。二区干部胡X×说，过去以为学互助组多，就是积极领导。在青泥乡工作，看到小溪乡组织了24个，急起来了。便把公田、公塘都租给互助组，甚至有的农户的青苗，也让给了互助组。这样，为公田、公塘而组织的便有30个组。也有部分干部对中央政策与基层现状的脱节，感到茫然。一区一位乡长就提出，开除互助组中响应政府号召的富农，统购就很难完成？十一区板杉乡郭××互助组，因组长(贫农)思想落后且能力弱，后改选了中农(是积极分子)当组长，却遭到上级的否定⑦。这种种状况，表明互助运动在高度紧张的政治态势下逐步走上了背离农村经济社会发展实际的道路。

1955年，醴陵农村已完全进入办合作社阶段，统购统销的实行，更是加快了互助组的发展速度。到该年春天，已组织了10340个各种类型的互助组，参加的农户占总农户的69．7％。针对不同对象，基层干部采取不同的宣传策略。对贫雇农，着重宣传互助组进一步发展生产中的不足。如排工争先后，劳力不能合理支配，土地不能因地种植，肥料不能按田地施用等。县委总结互助组的八大好处是:互通有无、交流学习技术、抢住季节、减轻自然灾害、解决劳力困难、扩大生产、改进耕作技术、不走剥削人的道路①。因此，互助组宣传、总结的主要经验是其集体的力量和没有剥削的特点，对它自愿、互利的内容挖掘不多。

反讽的是，1955年1月，全县222个互助组中竟有1545户要散伙或面临垮台，还有270个互助组中的478户实际上已退出了互助组②。这种情况的出现，与“重社轻组”风气的盛行紧密关联。五区陈家垅乡的一位农民就说，“我如果是一个社员的话，跑到泗汾镇买东西都要光彩、喜色些”③。由于基层干部把精力都放在办社上去了，必然促使组员不断地跳组、返组、拆组和互助组散伙、垮台威胁。十区南阳桥乡，由于乡干部全力办社垮了2个互助组，有12个互助组即将垮台。七区洪罗乡贺××互助组，以为3年县里就要合作化，就假造2人入党，自发组社了④。互助组普遍反映，自己有“四冒”(没有)。即冒领导、冒肥料买、冒合同订、冒油光(买不到煤油)，承受着政治、经济上的巨大压力⑤。    在此形势下，醴陵农村出现了干部带头自发转社的浪潮。县委调查表明，自发转社的人，绝大多数是党员、团员和组干部，目的是争光荣，闹名誉。由于“社光荣，组不光荣”⑥，干部、骨干都大呼隆地奔社。反而出现了互助组初期难以出现的中农占优势的奇怪现象。十一区杨××互助组，全组17户，中农就占了15户。由于得不到相应的优惠和照顾，他们在生产上并不积极。认为，“如今不要斩劲(出力)搞，只要有饭吃就行了”。而生产能力比较强、中农占优势的互助组，却认为，“早转社一年，多吃～年亏(指统购统销)”⑦，担心转社会造成对强组的伤害。这种种状况，较为真实地呈现了当时互助运动已经面临了怎样的一种尴尬、混杂局面。

四、互助运动兴衰的因缘与历史启示

前文我们以醴陵县解放初期互助运动为研究个案，较为具体地揭示了醴陵县互助运动从兴起、高潮到衰竭的演进历程。在研究视角上，我们主要考察了国家权力与互助运动双向互动的逻辑关系，以及在此基础上发生的农村社会变迁。

互助组在兴起时期，主要是满足农民生产过程中的调剂、互利需要。基层政权发动互助，主要是发动土改中上升的积极分子，骨干和劳模。互助组主要出现在一些骨干比较强的先进村组，互助组长也主要是一些有组织能力，且熟悉农事的生产能手。松散性、简单性、多样性，是其基本特征。1953年，社会主义改造方针出台后，国家权力(政权组织、党的力量)开始直接介入、推动互助运动的发展。制度上，制定了一系列有利于互助组不利于单干户，涉及贷款、农资、购销等方面的优惠政策。组织上，建构了一套“支部领导互助合作”的网络。这样，在互助运动大发展的同时，农村社会各阶层的积极性也受到了冲击。富农生产投资减少，顾虑统购，要求乡政府征收土地⑧。1954年后，醴陵互助运动更是走上了并组转社的轨道。这种并、转，不是互助运动自然的演进，而是政治强力作用的结果。组内部、组与组之间、组与社之间，积累着不少的积怨、矛盾和冲突。如陈家垅乡5社交纳股份基金时，不要求贫农拿出现金，却以单干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名义逼迫中农拿出现金①。五区过驷桥乡组转社时，普遍对中农生产资料作价过低②。因此，这种种现象，都说明全面奔集体的表象，并不能提升农村经济社会的实际发展水平，反而会为今后历史的发展埋下隐忧。

醴陵互助运动兴衰的历史，一方面真实呈现了国家权力是如何逐渐深入农村社会并强化对互助运动领导的，另一方面又深刻揭示了农村干群如何调适自己思想和行为来顺应国家政策和制度变化的。醴陵个案显示，国家政策和制度安排，决定着互助运动的起伏，兴衰。农村社会变迁的深度和力度，取决于国家权力与农村社会的互动程度。互助运动由初期的自愿、互惠和互利，到土改后党政权力干预导致的符号化、准行政化倾向，乃至最后淹没在合作化大潮中，这个兴衰轨迹说明，经济发展与政治权力两者之间有着复杂多重的关系。片面强化政治权力对经济社会的单向度作用，或不考虑农村经济社会对权力的制约和影响，形式上能实现党的社会发展目标，本质上却会背离互助的内涵和农民的要求。因此，要吸取的教训，应该是深刻把握当代中国社会经济的实情，妥善处理经济社会发展与国家权力之间的关系，维此，才能切实地促进农村社会的和谐、良性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