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自《求索》1997年第2期 作者:季云飞

1842年8月29日中英双方签订的《南京条约》，是近代中国第一个割地赔款的屈辱条约。条约规定:“因大英商船远路涉洋，往往有损坏须修补者，自应给予沿海之处，以便修船及存守所用物料。今大皇帝准将香港一岛给予大英国君主暨嗣后世袭主位者，常远主掌，任便立法治理。”［①］这一条款是中国开始沦为半殖民地社会的主要标志。

毋庸置疑，《南京条约》的签订与香港的割让，作为享有至高无上权力的道光皇帝，应负有不可推卸的首要的历史责任。由此，我们称道光帝是近代中国第一民族罪人是不过分的。然而，历史现象是错综复杂的，简单的历史结论无助于对道光帝作出历史的、客观的、准确的评价。鉴于此，本文拟对道光帝在英国侵占和割占香港问题上的态度演变作全面考察和评析，偏颇之处，祈望方家匡正。

自1840年年底英国企图侵占香港至1842年8月底英国割占香港为止的近两年时间内，道光帝对英国侵占、割占香港的态度有着明显的变化过程。综观其变化过程，大体可分为三个发展阶段。

1840年12月底英国垂涎香港至1841年2月16日琦善“代逆恳求”“让与”香港之举止为第一阶段。此阶段，道光帝的态度是:对英军企图染指香港保持高度警惕；对琦善“代逆恳求”“让与”香港之举进行严厉斥责、惩处。

1840年9月28日，昏愦而又刚愎的道光帝以“内而奸民犯法，不能净尽；外而兴贩来源，并未断绝”，“本年英夷船只，沿海游奕，福建、浙江、江苏、山东、直隶、盛京等省，纷纷征调，糜饷劳师，此皆林则徐等办理不善之所致”为由，将“林则徐、邓廷桢著交部分别严加议处”［②］，随即任命琦善为钦差大臣署两广总督赴广东办理“夷务”。

11月29日，琦善抵粤后便开始“求和”活动。12月4日，英国方面向琦善提出包括“要大马头一处，永远居住，如澳门样式”条款在内的和议条件14项。［③］英方提出的所谓“澳门样式”的“大马头”，事实上是觊觎着类似香港等粤、闽、浙沿海的某一岛屿。12月14日，琦善将和议情形上奏朝廷，称:该夷“又言:所占定海，无难交还，惟必需于广东、福建、浙江等省沿海地方，另行酌给一处，以便退交定海。”［④］

琦善在此奏折中同时又表示:“惟请给地方之说，若仰沐圣恩，假以偏隅尺土，恐其结党成群，建台设炮，久之渐成占据，贻患将来，不得不先为之虑。”［⑤］对于琦善所奏和议情形，道光帝于30日谕军机大臣，表示:“该夷反复筹张，难以理谕，匪特澳门等处紧要隘口，不能准其贸易，即沿海各口岸，何处非海疆重地？今该夷挟定海为要求之具，种种鸱张，殊为可恶！”并“著琦善一面与之论说，多方羁绊，一面妥为豫备，如该夷桀骜难驯，好乘机攻剿，毋得示弱。需用兵丁，著一面飞调，一面奏闻。该夷既有陆路兵丁名色，著琦善督饬阖省水陆将备，认真防范，以逸待劳，倘事有变更，即奋勇攻击，以慑夷胆。”［⑥］同日，道光帝又发出调兵上谕:“著裕泰等于湖南省派兵一千名，宝兴于四川省派兵二千名，桂良等于贵州省派兵一千名，务令详加挑选，预备调遣。一俟接到琦善资调，立即前往，合力堵剿，毋稍迟误。”［⑦］

1841年1月6日，道光帝接到琦善“英人强索香港拟准在厦门福州通商”的奏折。琦善在奏折中称:“奴才先访得该夷求请地方，其所垂涎者，一系粤省之大屿山，一系海岛，名为香港，均在老万山以内，距澳门不远。伏查大屿山袤延数百里，地居险要，早经建筑炮台，亦有守备。即香港亦宽至七八十里，环处众山之中，可避风涛，如或给予，必致屯兵聚粮，建台设炮，久之必觊觎广东，流弊不可胜言。”［⑧］道光帝在此奏折上朱批道:“愤恨之外，无可再谕。”［⑨］

对于英国欲强索香港之野心，道光帝在同日连发七道上谕:其一，令琦善发兵挞伐。上谕称:“逆夷要求过甚，情形桀骜，既非情理可谕，即当大申挞伐”，“著琦善整饬兵威，严申纪律，倘逆夷驶近口岸，即行相机剿办”［⑩］；其二，令赴浙查办事件的钦差大臣伊里布“确探情形，倘有夷船驶近口岸，即开放枪炮，痛加剿洗。其自粤回浙夷船，及留屯定海逆夷，一有可乘之机，不必俟广东知会，即行相机剿办［①①］；其三，“令湖南四川贵州各督抚，前派之兵四千名迅赴广东”，“听〔候〕琦善调遣”［①②］；其四，严防夷逆北犯，“令讷尔经额于天津海口，严密防范”［①③］；其五，令耆英“先事预防奉天海口”［①④］；其六，令“惟勤等于吉林兵丁内，挑选熟精鸟枪者五百名，豫备调遣”［①⑤］；其七，谕耆英“切实察看”新任奉天复州城守尉扬桑阿布防“是否得力”［①⑥］。这一系列上谕，充分表明道光帝是绝不允许英国染指香港，随时准备以战争对付侵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