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陶澍等人亲自督验，受兑活动进展顺利，日兑商船90余只，兑米量8万石左右；至二月二十一日，已兑米1，122，000余石；到三月十五日，又兑米11万余石，连前共兑米1，234，900余石[22]。如果考虑到当时的技术条件，这个速度是相当惊人的。船只受兑后，陆续开出上海十一滧。接到奏报后的道光帝两次发布上谕，传令沿途官员注意保护，并派穆彰阿赶往天津，会同仓场侍郎，全力准备漕粮的收兑工作。

由于船只行驶迅速，天津镇总兵克什德很快奏报，二月二十八日，苏州长洲县第13号郁同发海运沙船，已经行抵天津洋面，并于二十九日早晨，乘潮引入天津口岸。预料此后各船可接踵而至，那彦成飞饬天津镇亲赴海口，“查探迎护”[23]。郁同发的沙船入港，揭开了海运到津的序幕，此后，有关海船到津的奏报络绎不绝。

此次押首的是关天培，当初琦善、陶等人对于督运人员，“颇难其选”，他不避毛遂之嫌，“力请身任”[24]，遂兑运开行，一路平安。关天培到达天津后，于三月十五日向穆彰阿报告，已经进口米船424只，稍后的390余只，也将“次第停泊风顺，不日可来”[25]。

天津方面则出现了意外:本来，根据那彦成的奏报，此次海运所需转运剥船2500只，到二月初可到齐听用。不料二月十八日，百春却向道光帝上奏，实到剥船仅1000只，且船底尚未修艌，仅202只可用；至于那些未到剥船，“更难保其齐备”。道光帝下旨责问:此项剥船，既据奏明“全数修艌”，何以又称“尚未油艌？”况且海运之米将至，“岂能停斛等船，节节延搁？”[26]他命仓场侍郎申启贤前往天津，查明缘由。几天后，申启贤回奏，原来是由于本年冰泮较迟，北仓起运往年囤积漕粮的速度较慢，船只无法全部调拔；经再三权衡，他奏准暂先只调剥船500只前往天津，以后再陆续增加。

由于海运商船带有余米，按章程可在天津出售，为防止船主“希图贱价售买”而延误时间，争取沙船快速二运，经英和奏准，由政府拨款20万两，并通知船户，愿卖余米者，任由百姓按市价收买；销售不完，即照市价官买，价银由江南委员转发，“毋得假手吏胥，致启勒掯短发诸弊”[27]。

三月二十日，穆彰阿报告了天津的收米情况:沙船行抵上园，江南委员即排列顺序，经验米后由清河、天津两道配给剥船，坐粮厅核准对验单。为节省时间和减少粮食浪费，他们实行对船接卸，斛手加紧工作，每日一斛起米竟多达一千斛，“是以一斛之用，仍收两斛之功”。据他统计，到十九日，已退空252船，起米221，000余石。穆彰阿亲自询问船主海运情况，船主皆称“斛收公允”，余米甚多，所得费用，“较贸易尤多余润”；其中程聚泰等14位船主，在交卸完毕后，情愿不往奉天装货，即行回南二运，“踊跃情形，更可想见”[28]。

第一次海运胜利在望，而上海尚有余米30余万石，寄存上海栈房等处待装。据关天培的反馈信息，抵津沙船500余只中，除去奉天买豆时间，四月底均可返回上海，“五月内即可将未运米石，扫数运北”，但陶澍认为，四五月间盛行南风，海船北行最为适宜；至六、七月后，风暴靡常，多有失事，节省时间乃为海运“第一关键”，因此他要求沿途官员加紧督促船主回南，军机大臣则特意行文:“贵抚奏前事一件，已奉寄信谕旨，交钦差穆直督（璋阿）、那将军（彦成）等迅速饬催矣”[29]。

与此同时，户部也在高速运转。四月十四日，户部报告道光帝，漕粮海运到津后，“米色均属干净”，但为保险起见，他们仍要求仓场侍郎命令各仓，“加谨收贮，板蓆铺垫，妥放气筒，如数安置”[30]。结果证明，他们的担心并非没有道理。

海船离开天津后，大部分前往奉天购豆贸易，并于五月二十二日左右返抵上海；直接回沪的船只，时间自然更早。据李景峄的报告，自四月初六至十九日，已有回空沙船31只。由于采取挑选大船、随到随兑的方式，二运的起始时间并不相同，其中周隆顺、孙永盛等人之船，于四月十六日出海，为二运之首[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