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历史上，天子号称“富有四海”，以天子之尊崇尚节俭，而且毕其生如一日，道光皇帝堪称首屈一指。这位自幼生长于挥金如土的乾隆盛世的君主能做到这样，实在难得。

但是，史学家论起道光皇帝的节俭，往往带有些揶揄的色彩。因为他节俭得过分了——该省的一定要省，不该省的也必须省，这就超出了节俭的范畴，显得吝啬了。所以，说他“抠门儿”好像并不过分。

道光帝的节俭，在他还是皇子的时候就已经表现出来了。那是嘉庆二十三年（公历1818年）的九月，道光随父亲嘉庆皇帝前往盛京，也就是今天的沈阳祭奠先祖。晚上就住在沈阳故宫里，虽说是宫廷，但实际上相当局促简陋，不要说无法与北京的紫禁城相比，就是山西晋商的王家大院，也不知比沈阳故宫阔气多少倍。

嘉庆皇帝特意把道光领到了清宁宫东暖阁，又叫人从仓库里拿来了太祖努尔哈赤、太宗皇太极用过的遗物:已经没人会用的糠灯、牛皮制成的蠢笨的乌拉、不施油彩、不加雕琢的拐杖。看着这些简陋的物品，听着父皇的讲解，回想着祖先创业的艰难，立志要节俭律己。

回京后，道光与妻子一说，二人一拍即合，立即找人搬走了房间里除了床铺桌椅以外的家具陈设。此后，每日下午四点前后打发太监出宫买烧饼。来回路远，太监怀里揣着烧饼，一路小跑，烧饼仍不免冰凉坚硬。夫妻二人毫无怨言，沏上一壶热茶，啃完烧饼，立即上床睡觉，这样，连灯都不用点了。

道光皇帝登上皇位之后，迅即倡导节俭之风，并推而广之。

道光元年，皇帝发表了一篇节俭的宣言书——《御制声色货利谕》，表达了节俭的理想:

第一，重义轻利，不蓄私财。要为国家省，为天下省，为百姓省。他引用古人的话说: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就是说，百姓不穷，我这个皇帝能穷吗？百姓不富，我这个皇帝能富吗？但是，怎样才能使百姓富起来呢？他说，我给你们省。

第二，停止各省进贡。道光认为各省进贡的多是些土特产，比如水果、蔬菜、茶叶、药材等，地方官每每谄媚地说非珠玉可比，原不值多少钱。但一点一滴，都是民脂民膏，省一点儿，百姓就少一点儿负担。而且，不远千里，送到北京，运费太贵，浪费更大。

譬如盛京，每年进贡辽阳产的香水梨，梨本身不值多少钱，但要雇50个壮劳力挑到北京，一来一往一个月，挑到北京烂掉一半，浪费之大，可想而知。

第三，不再增建宫殿楼阁。经过康雍乾几代经营，皇室居所已经尽善尽美，除了日常维护外，不必再修。今后那些想拿工程回扣，想讨好皇帝的人再打增建这个主意，花言巧语，蛊惑圣听，就是大清万世的罪人，将立即追究他的刑事责任。

《御制声色货利谕》颁发全国，各级官员认真学习，热烈讨论，深入领会，一片颂扬之声。但是，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就很难了。

这不，眼前就有一个难题，道光帝说停止进贡，但各省官员谁也拿不准能不能当真，何况进贡本身对地方官来说也是有利可图。于是，心照不宣，宁左勿右，照常进贡。当然，进贡不叫进贡，叫孝敬，在皇上面前言辞再恳切些，不怕他不收。

于是，福建的荔枝、江西的春笋、云南的药材、浙江的茶叶、扬州的玉器、景德镇的瓷器等仍源源不断地送往北京。道光皇帝为难了，处分送孝敬品的各省官员？古语说得好，伸手不打送礼的，而且法不责众；如果将这些孝敬退回各省，运费就会翻番，想想都心疼；但如果接受了孝敬，岂不是出尔反尔。

送孝敬品的官员不厌其烦地劝说皇上，这些东西本是生活必需品，您不收，内务府也得到市场上去买。不成想，一提内务府，却立竿见影，道光帝马上下令“赏收”（皇帝给别人东西就赏赐，收别人的东西叫赏收）。各省的差官欢天喜地，忙不迭地叩头谢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