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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者:三年困难时期饿死两千万和三千万有区别

2012年02月09日 11:46
来源:历史学家茶座 作者:曹树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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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示:已有不少学者采用人口学的方法,根据若干项全国性人口数据,进行非正常死亡人口总数之估计,所得结果在1700万~4000万之间。本文不拟展开对于他们成果的讨论。总的看来,我以为他们方法远不够细致和精确。回到本文的主题上来打个比方,那是一种毛估的推算,一种另类的“瞎子摸象”,没有关于象毛、象腿、象身、象牙和象鼻的直接感触,只有动物的概念和体积的概念:说是一头象,其实可能是骆驼。

曹树基,复旦大学教授,硕士生导师。1986年9月进入复旦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攻读博士学位。毕业后进入历史地理研究所工作。主要研究领域:历史地理学,人口史。参与编写《中国人口史》。

本文原载于《历史学家茶座》第二辑,王兆成主编,山东人民出版社

最近在网上读到一篇佚名文章,题目是《我经历过的“灾荒年”》,说的是1959~1961年江南水乡的一位高中生对于灾荒的回忆:

我是1955年上的高中,学校离家二十多里。一上高中,户口就迁到了学校,在校住宿,每月定量三十斤。记得那时的伙食标准和初中时一样,八块钱一月,觉着吃得还不错,经常有肉吃……

到1960年,困难时期来了……农村人的每月口粮一点点地减少,减到二十斤、十几斤。但最要命的是,蔬菜很少,没有替代品吃。有个星期天我回家,走到村上一看,有的树光溜溜的没了树皮。我很奇怪,一问才知道,这些榆树的皮都被人剥下来吃了。有人叹着气说:明年这些树就死了。家人告诉我,吃草根、野菜、树叶的很多,还有吃观音土的。

我爸是小学教师,每月定量二十八斤。他四十左右年纪,当然吃不饱,因此比较瘦,还得了“浮肿病”……我在学校,定量始终没减,三十斤,比我爸还多二斤……整个困难时期,我没听说我家乡有人饿死……我家乡是鱼米之乡。以中国之大,比我家乡差的地方肯定很多,“灾荒年”饿死人的事我不相信没有。但网上言之凿凿,说死了三千万,不知这数字从何而来。

网上流传着一本一个名叫惠文的作者当年在四川省简阳县进行整社时写下的日记。他对于当地人口死亡的记载来源于他的调查和有关知情者的透漏。在题名为《无声无息的代价》的一则日记中,他这样写道:

石盘公社的六合、中和两个大队为一个联社,1958年转公社时,人口为2580人,到1962年11月……死去590人……石盘公社大石、边界两队,1958年转公社时人口为246人,到1962年11月份,只剩下132人,死去46.47%。主劳80余人,只剩下20余人,死去75%。其中边界生产队主劳为60余人,只剩下8人,死去了89.98%。两队派去修水库的劳动力40余人,只有2人活着回来。普安公社人口由12000人左右下降为6900人左右。青龙公社的人死了40%以上……养马区火盆公社第五大队新民生产队,在困难时期20多个主劳几乎死光……剩下的尽是些老弱、妇女、儿童。缺乏男劳力搞生产,抢种抢收时节十分困难,只好通过上级统筹调派别队的劳力去支援。

当时死了人,埋葬很简单,用稻草、席子裹着,绳子一捆,抬到山坡上打个土坑软埋下去就行了。由于浮肿病使劳动力丧失,有的生产队死了人还找不到人抬出去埋。在这种情况下,只要能把死人抬出去埋掉就算是好事幸事了。

由于死人埋得浅,没有棺材装,就给一些活着的人钻了空子。死人刚埋下去,往往夜间就被挖了出来,身上的衣服被剥去,身上的肉被割走。在山坡上,一些新坟往往中间一个坑,前面乱稻草一堆,破布片几块,无疑,就是被偷盗了的坟墓。简阳县城边的桥上,赶场天有用土钵装着绵条条带黄色的熟肉片卖,其上面撒了海椒面,钵边撬着一双筷子,卖者高叫卖瘟猪儿肉,三角钱一片。听社员讲,那就是在卖死人肉。还有些人摆地摊卖的旧衣服,也往往是从死人身上扒下来的。

地处成都平原的简阳县,可不是什么穷乡僻壤。历史上号称“天府之国”的成都平原,丰饶富足的程度,不让于江南。一个从北京下派的整社工作队员,比一个出身教师家庭的高中生,得到的资讯要充分得多,观察的社会要广阔得多,记载的灾情也就要全面得多。上引两篇网文,构成了对于大饥荒年代几乎完全不同的描述。

一位学者就曾经这样质问我,死亡2000万人口与死亡3000万人口有什么区别?还有必要进行这样的深究和追问吗?我不同意这种观点。

已有不少学者采用人口学的方法,根据若干项全国性人口数据,进行非正常死亡人口总数之估计,所得结果在1700万~4000万之间。本文不拟展开对于他们成果的讨论。总的看来,我以为他们方法远不够细致和精确。回到本文的主题上来打个比方,那是一种毛估的推算,一种另类的“瞎子摸象”,没有关于象毛、象腿、象身、象牙和象鼻的直接感触,只有动物的概念和体积的概念:说是一头象,其实可能是骆驼。

我采用了人口学和历史地理学的方法,将中国政府公布的各种统计数据置于特定的政区框架之下,求解1959~1961年中国各地的“非正常死亡人口”,即因饥饿而死亡的人口。也就是说,我的方法是从象毛、象腿、象身、象牙和象鼻的触摸开始,完成对于一头大象的整体性判断,即努力地通过区域性的非正常死亡人口数的研究,复原全国非正常死亡人口的总数。从学术的立场而言,如果有可能,历史学家也应该完成类似的工作:南京大屠杀中人口死亡的确切数据、抗日战争中人口死亡的确切数据等等。粗略的数据估计,由于没有学术的根基,很容易遭到人们的质疑,而这种质疑的目的,有时不在数字,而在于一些基本的事实。这样一来,由于数据的粗糙和随意带来的后果,也就不是数据的本身了。这是教训,值得永远引以为鉴。

比较而言,构成本项研究的基础是中国内地的基层政区,所以,差不多所有的饥荒亲历者,或亲历者的后代,都可以从本书中找到自己的家乡,可以据此了解自己的同辈或父辈,是怎样或有多少在饥荒中生存,或者死亡。另外,每一个大饥荒的亲历者或亲历者的后代,都可以用自己的经验和调查来重新审视本书所揭示的那段历史。相对于他们而言,作为研究者的个人力量是微不足道的。从这个意义上说,本书的构架只不过是为将来进一步的精确研究搭建了一个还算合适的平台。

除了完成对于死亡人口数据的讨论外,本书还对已有的饥荒理论作了进一步的拓展与发挥。鉴于各地人口死亡规模的大小差异,尤其是农村地区的人口死亡规模的大小差异,与其讨论“民主制度下没有饥荒”,不如讨论“同一集权制度下饥荒程度何以存在巨大的差异”,亦即“集权制度下有些地区何以出现特大饥荒”或“集权制度下有些地区何以只有不大的饥荒”或“集权制度下有些地区何以没有灾荒”。我提出的理论解释,相信对于后续者的研究,会有启发性的意义。

 
[责任编辑:蔡信] 标签:整社 饥荒 瞎子摸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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