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突出毛泽东的原因
2010年12月10日 09:47 党史博采 】 【打印共有评论0

核心提示《历史决议》是以毛泽东草稿为基础写的,又经过了他本人的多次修改才最终确定。“从1945年春开始,毛泽东在这个抄清件上亲自动手修改,从目前查到的资料看,他至少参加修改了7次。”(胡乔木:《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309页)在党的六届七中全会通过后,随着形势的变化,又进行了几次修改。这在中共党史上开了一个不好的先例,产生了许多负面影响。

综合以上因素,我们可以看出,《历史决议》之所以如此突出毛泽东的功绩和历史地位,既是党的自身发展的结果,也是现实斗争的需要,还受到了共产国际外部条件的影响。这个《历史决议》彻底清算了党的历史,树立起了毛泽东的绝对权威,为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胜利打下了基础。另一方面,这个决议严重突出夸大了个人作用,也为建国以后的个人崇拜和长期左倾错误埋下了伏笔。

晚年毛泽东(资料图)

本文摘自《党史博采》2005年第10期,作者:尤国珍 系中国人民大学党史系博士研究生,原题:《试析<历史决议>突出毛泽东的原因》

1945年4月20日,中共六届七中全会原则上通过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下简称《决议》),这也是本次会议的主要内容和重要成果。《决议》总结了建党以来,特别是六届四中全会至遵义会议前这一段党的历史及其经验教训,高度评价了毛泽东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解决中国革命的杰出贡献,肯定了毛泽东在党史上的伟大地位和作用。那么,为什么《历史决议》要把毛泽东放在如此前所未有的高度加以突出呢?这是与当时国内外的各种因素分不开的。今年是《历史决议》通过60周年,作者不揣冒昧,拟就当时《历史决议》突出毛泽东的原因作初步剖析。

毛泽东的领导地位是在经历了长期的历史过程才得以确立的,“党在自己奋斗的过程中产生了自己的领袖毛泽东同志”。(《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952页)

中国共产党自1921年成立以来,几经挫折。虽然经历了第一次大革命、土地革命和抗日战争三个时期的磨练,自身不断成熟,但却经历了“一右三左”的巨大冲击,即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瞿秋白、李立三和王明的三次“左”倾错误。王明的第三次“左”倾错误直接导致了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使中共几乎到了失败的边缘。

毛泽东在这个时期中逐渐探索出了一条中国革命的正确道路。在大革命时期,他就以自己独特的眼光放在农民运动上,并先后写了《湖南农民运动调查报告》、《社会各阶级的分析》等文章。大革命失败后,他又是最先把革命的重心放在农村,领导秋收起义的队伍开创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他先后写了《井冈山的斗争》、《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等文章,论证了红色政权将会在中国存在和发展下去,并初步提出了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政权的思想。但由于当时左、右倾思想占统治地位,毛泽东不但本人收到排挤,其正确的思想也被贬为“狭隘的经验论”。

从遵义会议到党的七大这一历史阶段中,毛泽东逐渐确立了自己在军事、政治、思想上的领导地位。

(一)军事上领导地位的确立。遵义会议是在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的长征途中召开的。会上,周恩来作了报告,对错误的军事路线作了切中要害的批评,阐述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为会议指明了方向。他的正确主张得到了王稼祥、朱德、李富春、聂荣臻等的支持,毛泽东被选为政治局常委并领导军事。但会后常委的分工,毛泽东仍然只是“恩来同志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而周恩来被确定为“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定的负责者”。(陈云:《遵义会议政治局扩大会议传达提纲》1935年,中共党史资料第六辑,第8页)

红军继续北上会合后,张国焘在妄图分裂红军、篡夺党的最高领导权的驱动下,又向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领导核心发起了进攻。毛儿盖会议后,红军分成左右两支军队北上。但张国焘率领的左陆军在到达阿坝地区后,按兵不动,要中央和右陆军南下。左陆军在南下途中损失惨重,未能打开局面。这时,中央红军北上到达陕北,取得直罗镇战役的辉煌胜利。北上的胜利,粉碎了张国焘的所谓“中央北上,不拖死也会冻死”的谬论,全军一致拥护中央的领导。1936年10月,红一、二、四方面军在甘肃会宁会师。12月7日,统一的中央军委组成,毛泽东任主席。至此,毛泽东为首的中央领导权威才得以真正确立。

(二)党内领导地位的确立。华北事变后,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的危机。在这种情况下,中共中央召开了瓦窑堡会议和洛川会议,正确解决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坚持全面抗战路线,维护党的领导等一系列重大问题。这对争取抗日战争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也充分说明了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在历史转折关头的领导能力。然而,这种正确地领导却因共产国际代表-“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王明的回国,受到干扰和破坏。

1937年12月,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十二月会议)。王明作了报告,批评了洛川会议过分强调独立自主和解决民主和民生问题,提出“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实质是放弃了无产阶级在统一战线中的领导权。由于王明以共产国际代表的身份出现的,所以他的话带有很大的迷惑性和煽动性。与此同时,毛泽东在组织上的权力受到削弱。王明把持长江局,俨然是“第二中央”,任意发号施令。从十二月会议到六届六中全会期间,毛一度处在少数甚至孤立的地位。有一次,李维汉去看毛泽东,毛说:“我的命令不出这个窑洞”。(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上),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年版,第443页)

王明等人的干扰,破坏了党内的思想统一,出现了抗战初期右倾投降主义的错误,给革命造成了危害。1938年9月,在中共的六届六中全会上,王稼祥传达了共产国际的指示和季米特洛夫的意见,肯定了一年多来毛泽东领导的政治路线和军事路线的正确性,指出“中共中央要以毛泽东为首解决统一领导问题”(《王稼祥选集》,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138-141,334页),“坚持保证共产党在政治上、组织上的独立性”。(《王稼祥选集》,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138-141,334页)这样,毛泽东为首的领导得以维护和确立,从此他的核心领导地位在党内确立起来。

(三)统一思想的确立。在思想理论方面,毛泽东是最早把马克思主义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他就探索出了一条适合中国革命的正确道路,即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但当时却未被认同,反而因“本本”读的少,被指责为“狭隘的经验论”。还在遵义会议上,凯封就曾狂妄的对毛泽东说:“你懂什么马列主义?你顶多多看了些《孙子兵法》!”(《聂荣臻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9年版,第248页)这些难听的话深深的刺激了毛泽东,他决定搞出一个马克思主义的“分店”来。到了延安,毛泽东发愤苦读,充实了自己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找到了从理论上清算“左”倾错误的依据,写出了大量长篇的、系统的、高质量的理论著作,以独到的理论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也在此时达到了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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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尤国珍 编辑:杨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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