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国转弱为强因商鞅变法?何炳棣:实是墨者功劳
2010年06月07日 09:31 光明日报 】 【打印共有评论0

原文编者按六十多年前,陈寅恪先生认为,两宋新儒学的产生,是我国思想史上最重要的“大事因缘”。但是,何炳棣先生却认为,我国思想史上最重要的“大事因缘”应该是墨者协助秦国完成统一大业,而本身却消溶于时代政治洪流之中。秦国转弱为强,人们一般都归功于商鞅变法,但事实上,应该归功于墨者的帮助。他说:“完成此篇论文之后,却不由得对墨子及其忠实信徒非讲一两句纯感情的话不可:墨者原有兼爱非攻无私救世的清补良药,竟被时代巨变无情地化为本身生命的强酸消溶剂——这是国史和人类史上值得讴歌赞叹的永恒悲剧!”

四年前,何炳棣先生开始思索这件大事,经过大量考实之后,近日他撰写了三万多字的《国史上的“大事因缘”解谜——从重建秦墨史实入手》一文。5月13日下午,何先生在清华大学高等研究院黄长风讲座上,为300余位清华师生讲解了这篇论文。著名科学家杨振宁主持演讲,林家翘、李学勤和陈来教授分别提出了相关问题。

本篇论文分为五个部分,即河西地在秦史上的重要意义、墨者巨子制始末考辨、献公朝墨者仕秦考实、图强运动中墨者的主要贡献和结论。由于本刊版面所限,只能刊登部分内容。如果读者朋友需要这篇论文,请来电告知,本刊(《光明论坛》电话:67078803、8541)可免费提供。

演讲人:何炳棣 时间:2010年5月13日 地点:清华大学高等研究院 题目:国史上的“大事因缘”解谜

何炳棣 1917年生于天津,1938年清华大学毕业,1952年获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英国史博士学位。1966、1979、1997年分别获选为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美国艺文及科学院院士、中国社会科学院名誉高级研究员。1975—1976年荣任美国亚洲学会会长,乃该会首位亚裔会长,也是20世纪唯一的华裔会长。1965—1987年任芝加哥大学历史系汤逊讲座教授,是任该职位的首位华裔史家。他长期研撰中国史,成就卓著。最近十多年,他研撰重心转到先秦思想史上一些关键性的课题。

■主持人语 杨振宁

今天,我们非常高兴能请到何炳棣教授给我们做一场学术报告,这是黄长风讲座的第一讲。黄长风是当代实验物理学家,他早年毕业于上海震旦大学,后来在法国获得物理学博士学位,以后在美国、欧洲做了很多年工作。他一生非常严谨,没有结过婚,他的遗产差不多有一千万美元,其中很大的一部分,他捐给清华大学高等研究院,所以,使我们今天能够设立黄长风讲座。

何先生是抗战以前清华大学毕业的。他当年和今天在座的林家翘教授是同学。在抗战时期,何教授在西南联大。比我大五岁多,所以那时不太认识他。第一次看到何教授,是我们获得清华大学庚子赔款去美国留学在昆明到美国的途中。很多年以后,九十年代在台湾的一个会场,我和他都坐在台上,当我介绍到何教授时说:何教授和我是同时考取了第六届庚子赔款的留美公费生,前几天我在清华大学,看到了我的考分是68分多,何先生是73分多。这时,何教授便站起来说:不错,我比他高六分(笑声)。大家注意,这是很不容易的,因为理科生考个九十几分并不困难,但文科生要考到七十多分是很困难的。所以,他总分能够比我高了将近六分,这是非常不容易的一件事情!(事后何先生解释,他的考分是78分多,名列清华大学第六届庚子赔款的留美公费生第一名。)

后来,何教授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专攻英国史及西欧史,得到了博士学位,接着在大学做了讲座教授。今天,他被公认为用近代方法研究中国史方面的世界第一人。他的研究领域非常宽阔,从明清人口、经济、社会史开始,后来又研究中国文化的起源,近年来又涉猎到先秦的思想和制度历史。

我们非常高兴,今天能把何先生请回到他的母校,来做黄长风讲座的第一讲。谢谢!

开场白 

解放前,说到清华精神,林家翘先生曾说过这样一句话,这不是在清华大学对我说的,而是在1965年芝加哥大学请他作一个星期的访问,他刚到,我们就在郭晓岚(1912年—2006年,美籍华人,清华第六届留美公费生,世界著名气象学家,大气动力学的一代宗师)家里相聚,一见面,林教授就说:“我们又有几年没见了,不管搞哪一行,要紧的是千万不要搞第二等题目——这就是清华的精神!”是的,我们不仅要有第一等的考试成绩,还要搞第一等的题目。

这是开头的话,现在言归正题。

两千年来,人们将秦国转弱为强都归功于商鞅变法,连荀子也持这样的看法——《荀子·议兵》四世之说。四世指秦孝公、惠文王、武王、昭(襄)王,四君在位公元前361—251,共百十年。

事实上,泰国图强运动必须上溯到孝公之父献公。这也就是我们今天讨论的目的:笔者通过史料解读和论证认为,从献公起秦国开始转弱为强,主要应该归功于墨者的帮助。

《史记·六国年表》:“秦灵公元年(公元前424年)生献公。”前415年灵公卒,庶长等专权,不立献公而立其叔祖简公。于是年仅九岁的献公即被流放于东邻魏国。

为了较充分了解献公图强的决心,有必要蠡测其青少年时代及即位初期所饱受的一系列心灵上的创伤和感情上的震撼。他十六岁(公元前408年)即开始蒙受莫大的国耻与国难——祖国国防上最险要的地区竟变成魏国的西河郡。另方面,他流亡几近三十年间,目睹魏国变法的成就,这对他精神上既不无启发,更多所刺激。

但是,他一生最大的外来冲击,莫过于即位后四年(公元前381年)所发生的惊天地泣鬼神的连锁事件:阳城君因参加攻杀藏身于楚悼王尸体之下的吴起犯罪失国;阳城君的失国,导致墨者巨子孟胜及其弟子百八十五人的集体身殉以践墨子之义。

河西地在秦史上的重要意义

经过近数十年来中西学者的研究,墨者与统一之前的秦国有密切关系已成定局。墨子壮年就以城防及军械发明制造闻于列国。远早于古代西方,墨子及其精于工艺的信徒即懂得杠杆和滑车的原理。

献公上任第一个目标,就是重新夺回河西地。

这段黄河东边的汾水和涑水流域是三晋政治、经济、文化和人口的重心;西边陕西境内的洛水和渭水下游平原是有待嬴秦充分开发的宝藏。这些河流及其众多支流都汇集此区,注入龙门、潼关之间的黄河。所以无论从军事或经济的观点都是秦魏必争之地。

由于黄土高原土质疏松,长期流水的侵蚀把表层的黄土堆积切割成沟壑原梁纵横破碎的地貌,而如此复杂的地貌正是刺激战国初期攻守战术和武器创新的主要因素之一。

根据河西战争史事表,魏国在公元前419—408年这十一年间,攻占秦河西地的战略完全成功。开头经过三年的拉锯战已初步完成少梁要塞的工程。随即居高临下沿着黄河南进。读到《史记》魏“围繁庞,出其民”即可体会出这两短句不啻是司马迁大写意笔法描绘的一幅攀城蚁附浴血肉搏的图画。

魏军攻占合阳之后,即转而麾师西南,进入洛水下游行将注入渭水的平原地带。这地带川流异常曲折,港汊纵横,激战之后双方都需要选择地点高垒深堑。魏一度进军深入渭水以南的郑(今陕西华县境内),然后自动撤回到渭北建筑新根据地合阳和洛阴。弱势的秦只能退守下游洛水的西和南:“堑洛,城重泉。”《括地志》:“重泉故城在同州蒲城县东南四十五里,”应在今大荔县境内,距今西安市东缘仅仅一百二三十公里了。可见魏占领下的全部河西地已如一把利剑直指秦国的心腹了。

古今学人几无不同意现存《墨子》书尾《备城门》等十一篇最为难读,这是由于历代重文轻武,更由于原书有关城守诸篇部份原简在汉代遗失和错置。经过半个世纪中西学者的注、译和考诠,这些篇章里的错字、专词、术语和内容大致已能通读;读后大有助于加深了解秦魏河西战争在军事及政制史上的重要意义和墨者对增强秦国攻防战术的贡献。

读了《墨子》最后这十一篇再重温《史记》,就会联想到选择地点修筑一座要塞城所需空中、地面、道路、桥梁、水面、地穴全方位所需军事工程技术及规模之艰巨和交战时动用机械与大小兵器种型之可观。坚而且厚的要塞主城城墙的顶部之内必须筑有利于与敌人短兵相接的“女垣。”主城四隅尚须筑有更高的“望楼”和与主城配合向敌人交叉侧射的若干“行城”和“杂城,”更无论外围的濠池、吊桥和木栅等屏障了。

《备城门》开宗明义,禽滑厘请教墨子如何抵御攻城的十二法:“临、钩、冲、梯、堙、水、穴、突、空洞、蚁傅、轒辒、轩车。”大体而言,“临”是攻者在城外:“积土为高,以临我城,”也指敌人所用高达数层楼的撞城车。“堙”也是积土为坡,主要似为填塞壕池。“钩”是钩引兵士上城的大钩梯。“冲”是从侧面攻城的“冲车。”云“梯”易懂,无须再释。“轒辒”据《通典》卷一六○《兵十三》是“攻城战具,作四轮车,上以绳为脊,生牛皮蒙之,下可藏十人,填隍推之,直抵城下,可以攻掘,金火木石所不能败,谓之轒辒车。”“轩车”大概也是有掩盖的大车。“水”指灌水淹城。“空洞”指挖地洞和地道。但“穴”和“突”原文残阙,“穴”或“火”之误,“突”部份的音义是敌人用重器突破城根时,守者以“突门”防堵,并施烟熏。“空洞”是挖地道,叶山绘有墨家地道内通烟管道示意图,并有利用鼓风设备通过管道烧艾烟熏敌人的简述。“蚁附(傅)”源自《孙子》,是形容士兵密集攀登城墙的行动和搏斗。

经过近数十年来中西学者的研究,墨者与统一之前的秦国有密切关系已成定局。墨子壮年就以城防及军械发明制造闻于列国。远早于古代西方,墨子及其精于工艺的信徒即懂得杠杆和滑车的原理。墨家所发明和改进的军事机械虽无法一一详考,但其最重要的发明之一,投石机的构造保存于《墨子》本书、《通典》和《武经备要》诸书。其威力之大,射程之远,命中率之高,部分地反映于它摔背(“夫”)长度的——30至35尺之间。这在古代世界是无与伦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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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何炳棣 编辑:刘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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