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49年后成书的文史资料与中共对战犯的思想改造
2010年05月25日 17:41 炎黄春秋 】 【打印共有评论0

(二)广西个案

首先,首先明确领导性质。“我会在党委领导下,先后成立了征集文史资料委员会和文史资料工作组专门负责这个工作,经常向党委请示汇报,明确工作的方向和具体作法。各县市政协亦在当地统战部直接领导下顺利开展工作。每次集会,统战部负责同志亲临指导,交代政策,及时解决问题,给大家以很大鼓励和帮助。”具体表现是区统战部李隆副部长传达周恩来的号召,其后,“又在区政协一届二次全体委员会议上作了发言。林克武副部长亲赴桂林对各界民主人士作报告。陆秀轩副部长(兼我会副主席)在各个集会上反复号召。”这对统一认识和提高认识具有直接作用。各界人士对于撰写历史资料的意义有了明确认识后,“一些顾虑逐步解除,这就为发动各界民主人士撰写文史资料扫清了障碍。”[56]

其次,思想动员是中共发动任何一次政治运动时的固定手法。目的是用政治运动的目标来规范和统一人们的不同想法,打消疑虑,解除人们内心对自己真实思想的自我保护程序,最大限度地减少人们对官方号召的抵触,转而全心全意地拥护官方政策。“当征集文史资料工作开始时,不少人存在各种各样的思想顾虑:有的怕暴露自己历史的阴暗面,面子不光彩,甚至被作为政治问题来追;有的怕观点不正确,会犯错误;有的怕自己文化水平不高,写的不好;有的因年代久远记不清楚,回忆起来怕麻烦,怕影响健康;有的怕揭别人的阴私会受到报复;有的拘于‘为亲者、尊者、贤者讳’的旧传统观念,不敢秉笔直书,等等。我们针对这种种思想情况,依靠党委负责同志的反复说明,交代政策、解除顾虑,同时又通过多次的座谈会、谈心会等方式,用群众教育群众的方法来批判各种不正确思想,以提高大家的认识。当大家了解到撰述历史资料是社会主义事业的一部分,是党交给的光荣任务,各种顾虑都是不必要的时候,思想真正发动了,就由初期的等待观望态度变为积极的写作,由写表面的资料变为写深入内容的资料,很快地就使这一工作广泛的开展。”[57]

最后,官方特别指出大跃进背景对史料撰写的直接影响。而这个政治背景又特别刺激了官方成功改造人们思想的信心。“大跃进以来,各界民主人士特别是年老的人士。看见工农群众在党的领导下意志风发,干劲冲天,为社会主义事业作出了不少成绩;反顾自己年老体衰,不知道怎样在大跃进中才能贡献力量。自从听了党的号召,认识到撰写历史资料是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中的组成部分,他们便鼓舞起来,有的说‘枯木逢春,我这株老干也要开花了!’有的说‘我虽年迈,也可以参加大跃进的行列了!’热情洋溢,纷纷表示决心,积极撰写,有的还主动去帮助别个年老有病的人士把重要的资料记录下来,出现了一个撰写文史资料的热潮。同时,通过文史资料的撰述,也大大地提高了他们的政治觉悟。年纪较老的人由于受旧社会的影响较深,在撰述历史资料过程中,揭发了旧社会阴暗的一面,与新社会对比,便会觉得旧社会的丑恶可憎和新社会的美好可爱,从而逐步认识到社会主义制度的无比优越性,进而靠拢党,拥护社会主义。同时也认识到自己在旧社会曾经为反动统治阶级服务或者是反动统治阶级的当权派,做了一些对人民不起的事情;现在受到党和人民的宽大,感激之余,决心要加强自我改造,忠诚地靠拢党,贡献自己一切力量为人民服务。有的人解放十年来不阅读报纸、不进公共场所,不看戏,与新社会格格不入,通过撰写历史资料,政治觉悟有了提高,态度改变了,心情舒畅了,在各种座谈会上踊跃发言,积极学习。”[58]

(三)广州个案

从广州市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所总结出来的体会和经验看,它对撰写史料与改造思想二者关系有着准确的定位和理解。“史料的写作过程,对某些写稿人来说,也是思想觉悟提高的过程。例如,有人在写稿回忆中,看到自己过去搞航运业遭受到重重困难,因而清晰地认识到这是由于帝国主义经济侵略和反动政府剥削敲榨的结果。有人在写帝国主义借宗教进行文化侵略的史事中,认识到自己三代受骗,越写越恨,遂下定决心要详细写出,尽量揭露,好让后人知道先人所走过的错误道路和所受到的痛苦。还有人通过写史料,认识到过去以反蒋派自居,其实是为反动派所利用而不自知。”进一步,对于“写史料与自我改造孰为主要”这个更为致命的问题,广州市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明确指出,“写史料就是思想改造的一种方法。”[59]虽然它又补充说撰写史料“并不是写检讨、交代历史”。但既然写史料就是改造思想,那么它与“写检讨、交代历史”又有什么区别呢?

(四)河北个案

河北省暨天津市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的经验是,“解除组稿对象的思想顾虑,是提高质量的关键性问题。老年人士的思想顾虑是反复出现的,因之思想工作必须作深作透,而且要从政治上关心他们。”[60]所谓把思想工作做透,也就是把思想工作做到家。把思想工作做到家,也就是将政治势力渗透到家庭,就是将整个家庭关系全部纳入到政治轨道。这样,从家庭入手,借助亲情和血缘关系来打通当事人的思想,就起到了极佳的意外效果。比如,九十多岁的曾毓隽,“掌握大量北洋史料,最初思想顾虑很大,过去曾经运用许多方法去动员他写出来,但是都没有效果。后来发动他的女婿黄达夫去动员他,终于使他打通了思想。一年多来,他不断提供史料,并已有见诸《选辑》的。全国政协曾一度邀他到北京小住,撰写史料。他受到热情款待,很受感动。我会有时举办游园会,他还争取参加,兴致勃勃,表示要多提供史料,并写诗志感,有‘漫持秃笔写沧桑’之句。”又如,七十多岁的阮渭泾,曾任天津美商大来洋行经理,“对于大来几十年在中国的侵略活动了如指掌。我们曾多次动员他写大来史料,他总是说写不出什么问题来,后来虽勉强写过一点,但是内容异常空洞。最后我们通过他的家属和亲戚动员,果然起了作用,思想终于转变。同时,他又听了市委统战部负责同志向各界老年人士所作的撰写史料政策的讲话,知道撰写史料是为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事业服务,‘不算政治账,不算经济账’。这一来,他的思想更搞通了,现在写出一篇史料价值较高的《美商大来洋行在中国的掠夺》一稿,并已成为写史料的积极分子。我们也为他解决了学习问题,帮助他加强自我改造。”[61]这种做法的成功在于,它最大限度地利用了中国传统的家庭因素。可谓是用政治包围家庭,最后解体家庭。换言之,用政治动员家庭,用家庭动摇个人。在这种高明之极的权术手法中,几乎没有人能够做到真正坚守立场,拒绝合作,或保持沉默。于是,这便成为几乎战无不胜攻无不克的绝对法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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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雷戈 编辑:蔡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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