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自《历史学家茶座》 2009年第2期 作者:陈占彪

学生游行其实是为“卖国贼”“出丧”

提起五四那天的游行时，人们的头脑里马上会浮现出游行队伍中学生“手里拿着各色各样的旗子、标语牌”的场景，五颜六色，煞是好看。后来有回忆文章也说:“北大同学在上午十点钟提前吃饭，饭后在马神庙(现在的景山东街)二院大礼堂前面集合，按着班级排队，由班长领队；总数约一千人，各拿着一面红绿纸的小旗子。”红绿色的小旗子其实是不准确的。

其实，更准确的情形应当是:“学生每人手持一面白旗，旗上写着‘废止二十一条’……”那天，在游行队伍中，学生们打出的那些与谴责性情绪有关的横幅、标语、对联、三角小旗、漫画等宣传物，很大程度上都是白色的纸或布制作的。“在昨夜与清早准备的各样白布标语，横竖都有，用竹竿挑挂起来”，而在偌大的天安门广场上，“白旗舞动”。当然，在队伍前头，也有两个学校各举一面巨大五色国旗。因此，从色彩的角度来看，五四那天滚滚的游行队伍，拥挤着黑色的头，点缀着白色的旗，蜿蜒而来，俨然像一支“出丧”的队伍。我们且看当年北大学生走出校门的场景:同学们的队伍走出了学校，沿北池子大街向天安门行进。队伍前面，举着一副白布对联，跟挽联一样:卖国求荣，早知曹瞒碑无字；倾心媚外，不期章惇死有头。

请看，学生张举的可是“挽联一样”的“白布对联”！

那天是星期天，一个《晨报》记者准备到中央公园游览，恰巧路过天安门，遇到抵达天安门的学生队伍，他目击到这样的情形:“记者驱车赴中央公园浏览，至天安门，见有大队学生个个手持白旗，颁布传单，群众环集如堵，天安门至中华门沿路几为学生团体占满，记者忙即下车近前一看，见中间立有白布大帜，两旁用浓墨大书云:‘卖国求荣早知曹瞒碑无字，倾心媚外不期章惇死有头’，末书‘学界泪挽遗臭万古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种种激昂字样。”

从学生一面来看，当事人杨亮功的当时回忆说:“各校即制如许白旗，或荷或擎，整队而向天安门进发。”注意，除过那副醒目的“白布大帜”上的著名的“挽联”外，学生们可是“个个手持白旗”，于是整个队伍形成了那种刺眼的、晦气的、诅咒的、不吉祥的白色色调。

说学生的游行像是在“出丧”，这并不是在辱骂五四青年，事实上，为卖国三贼“出丧”正是当年他们的目的和创意之所在。

且看那副“挽联”，此一著名挽联系“高等师范某君所撰”。学生以奸诈专权的曹瞒射曹汝霖，以北宋哲宗时与其党羽蔡京沆瀣一气的宰相章惇射章宗祥，今古巨奸，交相辉映，寥寥几笔，寸铁杀人，中国文字、文化的容量和力量在这样情势下，在这样的一副“挽联”中一览无余。更有意思的是，挽联的抬头是“卖国贼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遗臭千古”，我们常见送人“流芳百世”的挽联，有谁可见过赠人“遗臭千古”的挽联呢？而挽联的落款则是“北京学界泪挽”，“泪挽”中那种嘲弄和讽刺的力量亦力透纸背。

可惜的是，对于五四事件，人们向来注意的是学生慷慨激昂的演讲，铿锵有力的口号，简短精悍的标语，似乎没人注意到那天学生队伍中的“出丧”的色调，当然，这一白色色调不是对“逝者”的悲伤、哀悼和怀念，而是对当时的交通总长曹汝霖，驻日公使章宗祥，币制改革局总裁陆宗舆这三个“卖国贼”的诅咒、愤恨和作践。

“丢白旗”

为“卖国贼出丧”正是那天学生的用心所在，学生手持的白旗也是预备丢到他们家里的。这个创意，其实并不是五四青年的独创，他们是参考并借鉴于前不久留日学生的做法。

在不久前的四月中旬，驻日公使章宗祥启程回国时，“当时日本政界要人和其他国家驻日外交界人士纷纷到东京火车站欢送，忽然来了中国男女留学生数百人，章夫妇起初误以为他们也是来欢送的。后来他们大叫，把旗子抛掷，才知不妙。”陈独秀说:“驻日公使章宗祥回国的时候，300多名中国留学生赶到车站，大叫‘卖国贼’，把上面写了‘卖国贼’、‘矿山铁道尽断送外人’、‘祸国’的白旗，雪片似的向车子掷去，把一位公使夫人吓哭了。’当时经外国人劝解，学生并无暴力举动。”后来杨晦也说:“五四前不久，在驻日公使章宗祥带着日本小老婆回来商量如何卖国时，留日学生跟送丧似的送他，白旗丢了一车厢，他的小老婆都被吓哭了。”

看来，丢白旗来“送丧”在四月份的日本火车站就已发生过了。有了四月份中国留日学生在东京为章宗祥“丢白旗”、“送丧”的先例，就不难理解5月4日那天学生打着“挽联”，“个个手持白旗”为“三贼送丧”的创意了。

5月3日夜，北京各大学学生代表在北大三院礼堂开大会时，就认可了这样的做法。杨晦回忆说:“在会上，有人提议:留日学生可以那么对付章宗祥，我们为什么不可以对他们三个(曹、陆、章)来一下？就是说，要把旗子送到他们的家里去。大家一致同意，准备行动。决定提前于明天5月4日，举行游行示威，并给卖国贼送白旗。”可见，五四学生手中的“白旗”，不光是学生为书写标语口号、表明态度而备的，更是为“三个卖国贼”“送丧”而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