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题:《中国“千年”汉奸史:复杂的“汉奸发生学”》，摘自《读书》1995年10月

“汉奸”一词起于何时，惜无考证，但它无疑是咱们中国人“唯一指定，享有专利”的词汇。据《辞海》定义，“汉奸”本指汉族的败类，现在则指中国的叛徒。视点完全是以我们的“国族”（随其不同的历史内涵）为转移。对汉奸大家都骂，但骂来骂去，全是些古人、死人，最晚离现在也有几十年光景。余生也晚，就连抗日战争也没赶上。在我印象里，汉奸形象的定位大概与宋以来的忠奸之辩有关。宋以来，“精忠报国”家喻户晓，爱国主义高唱入云。可是每当“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汉奸也就层出不穷。国难当头，恨奸思忠，大家不免凝感情于“气节”二字。但这类讲法之于男人就象贞操之于女人，其实是配套概念。道学家对女人失节，关注点一向不在原因（缘何失身，被谁强暴），而在后果（是否处女，可曾上吊）。同样，他们对男人失节，也是只责个人，不问环境。其逻辑的如出一辙还影响到文学表现，典型手法是拿刚烈女子臊失节男子（比如李香君与侯方域），让人觉得“侠谷刚肠剩女儿”，“几个男儿非马牛”。我们看历史，只问个人的“有骨头”、“没骨头”，往往失诸空洞抽象、虚假失真。

中国的汉奸史，汉以前没法讲，因为那时还没有“汉”。早先与“胡汉”相当的概念是“夷夏”。可那时的“夷夏”，关系实在乱。二者不但领土是犬牙交错，血缘是水乳交融，就连文化也是打成一片。后来秦并六国，统一者并非中原诸夏，而是他们视为夷翟的“秦戎”。再后来六国亡秦，陈涉、吴广是楚人，项羽、刘邦也是楚人。“汉”者，不过是他们反秦复楚的结果，本来也是替“荆蛮”出气。

不过在早期的中国历史上，同我们关心的主题有关，有两个例子很值得注意。

一个例子是伍子胥灭楚和申包胥救楚。伍子胥，父兄被谗，惨遭杀害，他不惜搬兵入郢，掘平王之墓，鞭尸出气。这要放在宋以来，那是汉奸没跑。但也许是吴楚蛮荒，无关华夏，后来海内混一，也被咱们“共荣”，大家对子胥非但不恨，反觉其情可悯，有如“夜奔”的林冲。申包胥是子胥之友。子胥出亡，咬牙切齿，扬言“我必覆楚”。他说“子能覆楚，我必兴楚”，竟如秦乞师，许愿哀公，说只要秦肯出兵，楚虽裂地分土或倾国相送，亦甘心所愿。不答应就倚秦庭而哭，日夜不绝声，水米不进，达七天七夜。终于感动哀公，出兵救楚。此举若搁到宋以来，也大有“引狼入室”之嫌。幸好吴师既逐，秦师亦退，楚竟因此而复。所以“申包胥”也就成了救国英雄的代名词。

另一个例子是夫差灭越和勾践覆吴。吴越是报仇雪耻之乡。夫差报仇，憋了三年的劲，已经不得了。勾践更行，不惜“尝大王之溲”、“尝大王之粪”，卧薪尝胆，终于灭吴。后人叫“君子报仇，十年不晚”。报仇要有十年的忍功，如果未经识破而终于得手，倒也值了。但一味地忍，风险太大，如果老是“身在曹营心在汉”，没有下手之机，就得一辈子委曲当卖国贼。

我觉得这两个例子之所以重要，就在于“汉奸发生学”的原理已埋伏于此。“一失足成千古恨”的危险也埋伏于此。

要讲汉奸，照例得从汉朝讲起，特别是从汉征匈奴讲起。因为《满江红》的“饥餐”、“渴饮”，《苏武牧羊》的“留胡节不辱”，都是出典于此。司马迁为汉将军立传，《李将军传》和《卫将军传》是鲜明对照。卫青、霍去病、李广利，凡出征主帅，都是一色的皇亲国戚、宠爱嬖幸，其他人本事再高，也得甘当配角，任其摆布。这些人都很乖巧，专拿“奉法守职”、“少言不泄”取媚于上，即使指挥无能也数数益封，故地位虽高，而口碑极差，“天下贤大夫无称焉”。相反，李广地位虽卑，性格虽暴，“悛悛如鄙人，国不能道辞”，但“及死之日，天下知与不知，皆为尽哀”。

司马迁是因“李陵之祸”才发愤著书，当然对李陵充满同情，但《史记》作武帝之世，不免讳言陵冤，反不如《汉书》敢讲话。据《史》、《汉》二书，陇西李氏本是有名的军人世家，生于边塞，长于边塞，善骑射，得士卒心，匈奴畏之。可他这一家子真是一代比一代惨:广心高命奇，自结发大小七十于战，反无尺寸之功以封侯，竟跟卫青赌气自杀。广有三子:当户、椒早死，敢被霍去病（卫青之侄）暗杀。及陵（当户子）为将，但愿一取单于，重振家声，反而身败名裂。天汉二年，陵自告奋勇，为贰师（李广利）分兵，汉武帝惜骑不予，路博德羞为陵踞，他竟提步卒五千，深入大漠。结果遇匈奴主力（八万人），血战浚稽山。虽威震匈奴，重创单于，然道穷矢尽，陷围无救。不得已，遣余卒溃围，己独出降（当时所谓“降”者乃俘非叛）。李陵生降，并非贪生怕死，乃思得其当，有以报汉。武帝不察其隐，只恨其败（恨他不给李广利长脸遮羞），竟把为李陵打抱不平的司马迁处以腐刑。后来武帝虽悔陵无救，派公孙敖将兵迎陵，敖无功而还谎言陵叛。武帝又不察其诬，收陵母弟妻子尽诛之（古代军人的家属往往是人质），使陵绝望于汉终不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