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以后国学这个词被冷却了几十年,这几年又开始提起并不断升温,有时还炒得挺热。现在的文化观念,可以说是多元涌动。对国学的认识也不尽一样。有不同的看法是正常的,应该展开争鸣。下边我提几个问题:

一、如果国学以研究传统的东西为主,最好不要与现代的东西乱对应,少搞“倒贴金”。

古人的思维讲究整体性,是一种集合性的思维。从政治思想史的角度来看,我认为中国的政治思维是一种组合结构,我把它称之为“阴阳组合结构”。所谓阴阳结构,就是有两个命题互相对应。你很难用一个观点一直说下去,讲一个必然要引发出来另一个。比如讲民本,许多学者由中国古代的民本思想,推出中国早就有了民主思想、民主主义。但是不要忘记了,中国还有一个词:君本。君本、民本两者是互相定义的。中国最早的民主,是“君为民主”,也就是君王是民众的主人,这与现代的民主概念是不一样的。君为民主,民为邦本。这是一个典型的组合结构。你只抓其中一点是不行的。再如天人合一,只讲一点可以把人提到很高的地步,我可以尽心、知性、知命,“我”和宇宙一体了,多么伟大。但是这只是命题的一面,还有另外一个命题就是天王合一,天和王是合一的。天王合一是和天人合一纠缠在一起的。当王是天的体现时,那么天人合一就要打折扣了。你讲礼就是和谐,礼可不是礼貌,见面握握手,人人平等相待。礼的核心是讲贵贱等级之“分”。在这种贵贱等级中,再求“和”。“和”不是一个独立的命题,它与“分”连接在一起。你怎么就能说中国古代的礼就是和谐呢?再比如说道,孔子云:“朝闻道,夕死可矣。”这该是多么豪放呀。当道与君王发生冲突时,又有“道高于君”的说法。光从这一点说,真是理性至上。但下面还有一个命题在等着你:王体道,王就是道,道从王出。当“王生道”,王“体道”时,你说这个道又是处在什么位置?

阴阳组合结构,阴阳比重不同,就是阳的东西不能变的。比如讲民本和君本,君本为主,民本为次、为辅助。所以阴阳关系不能错位。我想,通过这样一个思维方式来解读中国历史的事实,可能比较接近历史。所以我最不赞成的是把历史抽空。把历史抽空,不是历史学家干的事。把古今混同,用今天人们的精神改铸古人,固然是常有的事,这对古无所谓,但会影响对现今问题的探讨和认识。

二、对传统文化的价值判定要有分寸,不宜过分夸张。

诸多先生谈到中华文化就集中说精华,而且说得那么美,反之,把“世界”说得那么差劲,试问,“中华”在“世界”之中吗?中华就没有“世界”那些毛病?这符合历史事实吗?中华文化精神是复杂的系统,只说精华显然不能成立。历史都是在矛盾中展开的,有美的一面,也就有不太美的一面。难道阿Q精神、酱缸精神等等,不是中华文化的一个侧面?不在矛盾中陈述,精华也显示不出来。用美的诗意概括我们的民族精神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也未必有益。

各国各民族都有自己的发展过程和文化传统,因此要历史地考察,没有一成不变的文化精神,同时还要用“二分法”来分析,每个民族的精神都有积极面,同时也有消极面。

民族文化不宜分“优劣”,但我认为,从比较的角度看,不同类型的文化有“先”“后”,所以才有“先进文化”的提出。一个民族内部有“先”“后”,各民族之间也有“先”“后”问题。从大局来说,“先”“后”首先是历史阶段问题。我还是相信历史是有规律的,认为经济是基础,文化等是上层建筑,经济发展的程度大体也决定了文化的发展程度。目前我们国家在世界大潮中处于一个什么样的发展阶段?总的来说,应该是处于后进、后发的阶段。这个“后”仅仅是点点滴滴的问题吗?显然不是,而是一个历史问题。过去总是强调我们的所谓的“先进性”,又强行实现,过来的人都知道,这曾经给我们的国家带来了极大的灾难。这种超历史阶段的做法是行不通的。如果说我们有这个或那个失误,我想最大的失误是强行超历史阶段。

如果国学、儒学指的是传统之学,在中国、在世界的发展面前,从总体上说,它是上个历史时期的东西。从中国现代化进程看,其中固然有可取的养分,但从体系看,更多是阻力。无需过多责怪书生吴虞老先生“打倒孔家店”;孔家店何曾不欲把现代化扼杀在摇篮里!翻看一下《翼教丛编》不难找到杀气腾腾、血淋淋的霸语。五四以来,国学、儒学、传统文化并没有中断,“文革”似乎抛弃了传统,其实完全不是那么回事。“文革”恰恰是以特殊形式再度展现“传统文化”。不管是用儒,不管是扬法,应该说都与国学有关。儒、法在鼓动封建专制主义上途殊同归。

就我有限的知识和经验,我对国学、儒学能加入现代化行列基本上持怀疑态度。我不否认其中有精华,但从体系说与现代意识是两回事,而且有历史阶段的差别。我认为重要的是从历史中走出来,而不是振兴传统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一定有与之相应的文化,这种文化的主旨和核心价值不可能来自于国学、来自传统文化。这还有疑问吗?

(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刘泽华 原文6800字 原载《历史教学》[高中版]2009年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