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摘自《误读中国1000年》作者:先锋国家历史杂志社   出版社:九州出版社

文/国家历史特约 薛涌

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2008中国区域金融运行报告》所含的东莞农民工的调查显示，最近15年来东莞农民工工资年均增速不足5%，超两成在莞农民工收入仅千元以下。而与此同时，中国的 GDP年增长在两位数上下。而2005年的十六届五中全会公报中提出的实现2010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比2000年翻一番的目标，根据目前中国经济的发展势头也并不算太高。在这种背景下，东莞工资滞后于经济增长已经是个不争的事实。

这种东莞现象，实乃中国经济的病灶。几年前，我提出“中国不能永远为世界打工”，要通过保证劳动者的权益来摆脱“低薪陷阱”。主流经济学家们则不屑一顾地把我的观点斥之为“不懂经济”，他们有的大唱“衬衫经济学” 的赞歌，把低薪看作是中国的“比较优势”，有的则为中国的工人越来越不肯接受低薪而痛心疾首。

低薪真能构成了“比较优势”吗？具体而言，在经济起步的资本积累阶段，低薪是否构成了发展的必要条件呢？回顾一下世界经济史，特别是西方工业革命的历史，对这个问题就不难做出回答。

在从中世纪到近代早期欧洲的经济发展阶段，欧洲工薪最高的地区，也是经济最发达的地区。最近，著名的英国经济史家罗伯特？艾伦出版一本新著:《全球化视野中的英国工业革命》，对近几十年来西方学者对工业革命的研究进行了总结。他的结论非常清楚:工业革命之所以发生在英国，就是因为英国在十八世纪工业革命的前夜是欧洲工薪最高的地区之一(大概仅次于被称为“第一个现代经济”的荷兰)。其中的理由也不难理解:只有工薪高、人力贵，巨额投资用机器替换人力才有钱可赚。当时欧洲大陆的主要经济体并非不能掌握工业革命的技术，只可惜这些地区的人力太贱，花大钱购买昂贵的机器来替换廉价的劳动力会赔本。这和几年前《经济学人》对中国的观察非常相似:许多外商到了中国，宁愿放弃使用多年的技术，用廉价的劳动力替换了其实已经并不那么先进的机器。“低薪陷阱”导致了“低技术陷阱”，这最终会成为经济发展的一大障碍。

还是让我们回到工业革命的主题上来。在十八世纪中期，英国首先工业化的地区，如西北部的 Landcashire和北米德兰地区，工薪确实比发达的南部为高。不过，这仅仅是在英国国内的“比较优势”。英国作为整体，工薪高于欧陆。不仅如此，到了1867年，仅仅十来年的时间这些工业化地区就成了高工薪地区。这一发展模式在其他地区也有表现。与此同时，爱尔兰地处工业革命的大门口，工薪甚低，却没有工业化。

市场经济的祖师爷亚当？斯密，是个著名的提倡高工薪的人。他有段被经济史家反复引用的话:“劳动力的工薪鼓励勤奋。这种勤奋就像其他素质一样，会随着所获得的奖励的幅度而提高。当维持生计的资源充足时，劳工的体魄就强壮……所以，在工薪高的地方我们总能发现比工薪低的地方更积极、更努力、更勤快的工人。”“慷慨地奖赏劳动，是国富增长的必要效应和自然现象。而勉强地维持那些贫困的劳动力的生存，则是百业停滞的自然现象……”他指出，一个劳动力不仅要挣到足以使自己生存的钱，还要挣够足以支持自身生存两倍的钱。劳工的妻子除了养育孩子外，临时打工的收入可以支持自身生存。这样，劳工本人所挣的钱就可以多出一些培养下一代。否则，劳动力的供给就不可能延续到第二代。用最低限额来计算，一个奴隶劳动力也至少要挣够比支持他本身生存多一倍的钱。最底层的劳工，则也至少要有这个奴隶那样的收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