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现代人的推算，今年9月28日是孔子诞辰2560年。内地不少地方都举行了纪念活动。杜甫曾有诗云:“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整个二十世纪，有很多知识分子和政治人物曾想系统地消灭孔子和他的影响，事实证明这种抽刀断水的努力不可能成功。

不过，虽然今人对孔子的印象已大为好转，但有一个故事仍在人们心中构成一道阴影，部分地支配着人们对孔子的情感和判断，那就是“孔子诛少正卯”的故事。不少文人在论及文化专制的时候，总不忘提及这件事，有些愚昧的当代儒者也幻想着有朝一日能够像孔子那样诛灭自己所划定的异端。

其实，孔子诛少正卯的事，根本就是子虚乌有。不用去对孔子的思想、观念之基本逻辑进行内部分析，光是从当时的政治、司法制度来看，孔子根本就绝无可能诛少正卯。关于这事，现代新儒家的代表人物徐复观先生曾专门写过一篇文章《一个历史故事的形成及其演进》，为孔子辩诬。

首先，假定有“少正卯”其人，那说明他是个地位不低的人。很明显，少正是王室的一种官职，少正乃是正的副手，他的名是卯。当然也可能是另一种情况，故事中这个倒霉的家伙并不是少正，而是他的先祖曾任少正之职，他以此为姓。即便如此，按照当时封建的传统，他也算世卿之后，同样不是任何人可以随便处置的。

回头来看孔子的身份。孔子诛少正卯的故事经历了一个演进过程，据徐复观先生对文献的研究，越是后来的记录——或编造者——越是把他的职位往高里说，最早的文献只说孔子为鲁“司寇”，后来说是“大司寇”，再由大司寇而“摄鲁相”，即代理鲁相，最后则不是代理而扶正成为“鲁相”。

有趣的是，编造这些故事的人以为，“相”是最高的官职，直讲其视为秦汉时的丞相、宰相。殊不知，封建的春秋时代根本不可能有这样的官职，它是战国晚期王权专制时代才出现的。春秋时代倒是有“相”，所谓的相却不过是礼仪活动中的赞礼人——现在陕西人还把婚礼、丧礼中的赞礼人称为“相俸”。而按照比较可靠的历史记载，孔子倒确实是礼仪方面的专家，他担任的相正是这种相。此相与彼相差着十万八千里，这个相不可能有任何司法权。

至于“司寇”，后人同样错误地想象了其巨大职权，仿佛他就是后来专司司法、刑狱的高官，比如，刑部尚书、大理院院长之类。其实不然，在春秋时代，如果有司寇的话，也只是职位卑微的官员，也就相当于治安官之类的角色，根本管不到身为少正的卯先生。

凡此种种关于相、司寇的说法，都揭破了故事编造的一大破绽:孔子诛少正卯的故事是具有专制主义观念的人、或生活于专制制度下的人，在想象生活于封建制度下的孔子的观念和行为。这里的专制主义就是法家。徐复观先生经过文献考证认定，孔子诛少正卯的故事“酝酿于战国末期的法家思想(以韩非为代表)，成立于秦政焚书坑儒之世，盛流传于两汉之间……这是与法家思想及专制政治有密切关联的故事”。

可悲的是，有些儒家人物也被法家专制理念魅惑，而相信并传播这个离奇的故事。他们从来没有想到，孔子生活的时代如果按照社会类型划分，属于封建制，跟他们自己所生活的专制政制是截然不同、甚至完全相反的。因而，他们想象中的孔子与真实的孔子，比如与《论语》中所展示的孔子，根本对不上号。

如果明白了封建、专制之别，则孔子诛少正卯的故事的荒唐性就一目了然矣。夏商是什么政制，且置之不论，周却明白地建立了“封建制”，一直延续到春秋时代。封建制最典型的特征是权力分散，而不存在集中的王权，因而就没有自上而下授权的官僚体系。甚至可以说，当时根本就没有完整的行政权力，不会有权力那么巨大的司寇、丞相。

当时调节贵族群体内部关系的是“礼”。从《左传》记载某些案件解决过程可以看出，当时的司法——更准确地说是司礼——活动，甚至没有专业法官，而由某些德高望重的贵族担任，且由被告的“同侪”参与——欧洲封建时代都是这样的，而这就是现代陪审团的渊源。彼时，任何人都不可能独自对另一个人做出死刑裁决，那将会引发国家或世家之间的战争。

最可悲的是，到了现代，尽管学者们大谈什么封建、专制，到了孔子那里，却全然忘记这些概念，反而毫无道理地把生活在封建时代的孔子，极力地描画出一副专制的脸谱。问题是，孔子不要说支持，他甚至根本无法想象秦以后的那种成熟的皇权专制。孔子所处的时代，大体仍属于封建鼎盛期，王权专制最多只有一点端倪而已。当然，孔子倒确实敏感地意识到了专制的危险，从他之反对土地税、反对铸邢鼎，都可看到他那极其伟大的政治预感；而反专制也正构成了孔子思想的基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