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与“一战”关系遭到双重遗忘

徐国琦:王德威教授有一句非常有名的话:“没有晚清，何来‘五四’？”

刘涛:对，王老师有一本书《被压抑的现代性》，译成中文之后在国内引起较大争论。他认为“五四”压抑了晚清开始的现代性的诸多可能，经过“五四”运动，现代性的面向非但没有拓宽，反而缩小了，故他将目光放于晚清“世纪末”。

徐国琦:借用王德威教授的表达方式，也许我们可以说:“没有一战，何来五四？”

刘涛:我想我们首先应该区分两种“五四”，一是“五四运动”这个事件，二是被隐喻化的“五四”。

徐国琦:我提“没有一战，何来五四”是一个历史学的探索。毫无疑问，“五四”与“一战”相关，没有巴黎和会的刺激就未必有“五四运动”的发生。但是我们学界对“一战”的了解和研究少之又少，“一战”若不进入中国现代史的视野，我们不能完全理解“五四”。

刘涛:国外的研究情况我不甚了解，但是国内关于“一战”的讨论非常少。您可否具体谈一下“一战”被遗忘的表现？

徐国琦:中国与“一战”的关系，遭到了双重遗忘。一是在世界上被遗忘，在国外关于“一战”的研究著作汗牛充栋，但是中国与“一战”的问题几乎无人涉猎。二是被中国人自己遗忘，多年来中国学术界一直没有有关中国与“一战”关系的重头著作，因此对中国与“一战”的互动缺乏实质了解。

刘涛:将遭到双重遗忘的历史呈现出来，这非常有意义。您可否谈一下中国与“一战”的关系遭到双重遗忘的原因是什么？

徐国琦:主要是学术界对“一战”时期的中国缺乏实质性了解。很多人认为北洋政府积贫积弱，在国际体系中被边缘化，且国内政治结构不稳定，没有改变现状的动机和条件。一般认为弱国无外交。但是这忽略了一个基本事实:强国普遍不依靠外交方式，而弱国则会特别注重外交，因这是改善其生存环境和保护其利益的唯一手段。还有人认为，中国与“一战”事实上没有关系。这个观念也不对。因为中国是半殖民地国家，已被德国、英国等许多国家分割成许多不同的利益范围，无论如何中国注定会被动拖入战争，故中国主动参照更为有利。其实中国政府几度要求参战，但直至1917年8月才参战成功。

寻求怎样的国家认同

刘涛:历史的书写总会因为种种原因有所强调或有所遮掩。您认为“一战”对当时中国的意义何在？或者其时中国主动要求加入“一战”，其主要的动机何在？

徐国琦:“一战”的爆发，对当时的中国而言可谓一次重大“危机”。所谓“危机”包含双层涵义:一是“危”，即危险或挑战；二是“机”，即机会或机遇。若把握得好，中国则可能一举摆脱内外枷锁，以平等身份进入国际社会；把握得不好，则会坠入深渊。幸运的是，“一战”时期的中国有许多有利条件:一是急切寻找新的国家认同、加入国际潮流的浪潮在中国波涛汹涌；二是中国有一批学贯中西及对国际体系深刻认识的精英；三是对中国不利的现存的国际秩序因为“一战”的爆发正在崩溃。中国人急于改变传统孤立主义的世界观，“一战”被认为是中国加入世界新秩序的绝好机会。中国渴望加入世界，成为现代民族国家和强大的国家，这种国家主义的观念催生了中国的革命、内部革新以及国家转型。中国在“一战”期间的活力就在于处理国际事务过程中融合了政治上的民族主义、文化上的破坏偶像和外交上的国际主义路线。

刘涛:晚清、“一战”、“五四”皆有联系，背后都有建立民族国家的希望在。我们先不谈被隐喻的“五四”，只谈“五四事件”。“五四事件”亦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是1919年5月4日那天的学生运动，这没有争议；广义则可前推并后延，比如周策纵先生在《五四运动史》中定位为“1917年到1921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