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景元用30多年的时间，质疑和佐证秦始皇兵马俑不是秦始皇的，而“国家队”同样用30多年时间“一铲子一铲子”地证明8000陶俑是秦始皇的

陈景元:兵马俑不是秦始皇的

本刊记者/张雄

用30多年时间质疑秦兵马俑归属的建筑师陈景元，被视为史学异类

“中国第一个皇帝秦始皇在2200年前驾崩之前统一了中国，下令修建长城，对中国实行残酷统治。他当时唯一惧怕的是天帝的震怒。他为此下令修建一座庞大的陵墓，让8000名真人大小的彩绘武士守卫。”在介绍兵马俑时,美国的《焦点》杂志这样写道。兵马俑被认定是秦始皇陵的陪葬品，似乎从1979年叶剑英题写“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的馆名时，就已作为一种“公论”尘埃落定。

“想改口太难”

“‘秦始皇陵兵马俑’的说法，传播得太久了、太广了，想要改口喊其他的，恐怕是一件很难、很难的事情。”72岁的陈景元认为，兵马俑的主人并非秦始皇，而是另有其人。

陈景元的身份与考古或历史无直接联系，他的本专业是建筑学。孩提时代，陈景元喜欢跟着隔壁的棺材店老板用泥巴捏小棺材。在中学里，陈景元几何、制图课成绩出色，制图老师王孟碌认为他是个学建筑、搞工程的好苗子。王孟碌对陈景元说，在秦始皇陵底下，就有众多的山川模型、宫殿建筑模型，那就一定要考到西安去。

1957年，陈景元考上西安建筑工程学院（六年制,现为西安建筑科技大学）。报到第二天，他独自一人跑到秦始皇陵“考察”。大学期间，陈景元跑遍了秦陵附近的山山水水，那里的一草一木他了如指掌。陈景元从建筑学、工程技术角度，研究秦始皇陵和秦阿房宫等问题，并参与1961年6月临潼县的城市总体规划工作，划定了秦始皇陵保护区的范围。1973年底，陈景元完成了一部叫《骊阿集》的书稿。在书中，陈景元论述了阿房宫并非秦始皇所建，且秦始皇生前没有预修过骊山墓。这是中国人从建筑工程角度，对流传了两千多年的司马迁所撰《史记》一书有关秦代阿房宫、骊山墓的史料记载，首次提出的全面否定。

发现兵马俑的消息并没有马上被公布。1974年11月初，陈景元到南京博物院办事，博物院的同志把这个内部消息告诉了他。一直对秦陵抱有浓厚兴趣的陈景元特意跑到西安进行考察。但对于兵马俑迅速定性为“秦始皇所有”，陈景元认为此结论很成问题。

新华社记者在《人民日报·情况汇编》内参上发表了《秦始皇陵出土一批秦代武士陶俑》。在这个报道中，作者蔺安稳写道:这批武士陶俑的发现，对于评价秦始皇、研究儒法斗争和秦代的政治、经济、军事，都有极大的价值。

此时正值“批林批孔”、“批儒评法”的政治运动，秦始皇被“四人帮”吹捧成是法家人物的代表，是革命派，是朝气蓬勃的，是真老虎，而儒家的代表人物孔子以及他的“孝子贤孙”，则被批判为是腐朽的、没落的反革命小丑。

参加一号坑第一次发掘的研究员张占民曾对媒体透露，1974年正处于“批儒评法”的关键时刻，中央有人要为法家人物秦始皇树碑立传。但长期以来在文化思想、艺术领域找不到秦始皇的贡献，一下子发现了6000兵马俑，他们自然重视。

岳南在他的系列图书《考古中国·秦始皇兵马俑发现记》中披露:姚文元接到此稿，很是赞赏，当即批了“可发”二字，并在第二段把“秦始皇凭借武力统一了中国”，改为“秦始皇用武力统一了中国”。江青看到了这份内参，在惊喜之余,她又为内参所言“临潼某些领导同志出于本位主义考虑,不愿别人插手，因此一直保守秘密，没有向上级报告”很恼火,她立即打电话给姚文元，让姚转告有关方面的负责人，对临潼某些领导的做法要严加追查。国务院于1974年6月30日批示，要求“迅速采取措施，妥善保护。”

陈景元认为这是考古史上极其罕见的“先定性，后发掘”的举措，“考古队还没进入现场，相关证据都还没有收集，就一口咬定陶俑的归属。所以这个‘考古结论’是没有任何学术成分科研的。”

在陶俑出土几个月后，国家文物局和中国社科院考古所的专家学者来到西杨村进行实地考察。他们看到这里距离秦始皇陵有两公里的距离时，纷纷发问:秦始皇陵的陪葬坑，怎么会放到如此遥远的地方？至于陶俑的时代、性质、属主等问题，专家们认为并不能做出肯定准确的判断。国家文物局任际奉处长在1976年看到一份对秦俑提出质疑的材料后，也曾表示“秦俑定性确实很匆忙，文章提出的问题，谁也没有办法回答出来。”

中国秦汉史研究会会长、西北大学教授林剑鸣在《秦俑之谜》中，这样写道:既明确秦俑坑距秦始皇陵外城东墙有1225米之远，就很难证明这组建筑必定为秦始皇陵的一部分，因为它已经在陵园之外。

同样属于质疑者阵营，但陈景元并不认同“1225米”的说法。“这个1225米是以讹传讹。早在1980年1月由秦俑馆主编的《秦俑》画册中，就明确无误地说‘兵马俑坑，位于陵园外城东门外，距陵墓1.5公里’。”陈景元介绍，连袁仲一在《秦始皇兵马俑研究》一书中也承认，“兵马俑坑位于秦始皇陵东侧1.5公里的西杨村南。”但是这一结论与袁仲一曾宣称“三百丈”的说法仍然不相吻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