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农为邦本的中国，土地是历史上许多革命运动的焦点。在现代中国土地革命运动中，产生于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实践中的《没收土地案》，以其在中国历史上宣告旧式土地革命的历史终结，在中共党史中作为第一个运用于实践的土地法规，在中国现代革命史上成为新民主主义土地革命起点的历史特点，在中国社会发展史中确立了它的历史地位。

历史上的中国是一个农为邦本的国家，早在新石器时代，在中国先民活动的黄河、长江流域就先后由渔猎经济向农业经济过渡。定居农业，是中国社会结构形成和发展的基点，畜牧业和手工业长期作为农业的附属，使农业在社会发展中成为社会进步之本。土地作为农业的基本资源，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一直处于形式上国有制而实际上私有制的矛盾中。兼并风和均田梦一直伴随着中国农业的发展，从而构成中国历史上波澜壮阔的土地革命运动。

一、中国历史上土地问题是多数革命运动的焦点

在原始社会的土地公有制瓦解之后，“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天子土地所有制逐步演变为土地国有制。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的分离使土地买卖在历史发展中变相合法化，从而促使土地使用权与土地私有制之间具有了某种等同关系。所以，“纵观中国土地所有制演变的概况，不难发现:中国土地所有制的基本结构是国家所有制、私人所有制、宗族所有制三种形式并存。随着封建国家的发展，私人所有制日益占统治地位。”() 土地私有制产生自耕农，使小农经济与地主经济共存，并成为土地买卖的根源。土地买卖在巩固地主经济统治地位的同时，也成为土地兼并的前提。小农经济的脆弱和不稳定使土地兼并成为可能，农业经济的产品单一造成的物价波动又加速了土地兼并。地主阶级通过土地兼并增强了自身实力，同时也加剧了土地兼并活动的进行。土地兼并也使中国社会各阶层都视土地为本，从而为地主经济在各个方面控制社会经济命脉准备了条件。土地私有与小农经济相结合在历史发展中促进了社会进步，土地兼并和地主经济的发展则破坏了小农生产的有限稳定性，影响到封建社会的安定。围绕土地问题产生的农民起义，在中国历史上出现次数频繁、规模宏大、持续时间长、波及范围广的状况，在世界历史上也是名列前茅的。

以土地问题为焦点的多数农民革命运动，在土地兼并致使小农经济严重破坏的情况下进行革命，“太平”、“均平”成为他们对社会和土地的理想。张角以太平教发起黄巾起义，黄巢以“均平”作为起义口号，李顺、王小波要求“均贫富，等贵贱”，红巾军提出的“杀尽不平方太平”，以及李自成的“均田”、“免粮”都间接体现了农民对土地的要求。太平天国起义则以制定《天朝田亩制度》，按平均主义原则给农民重新分配土地，来组织农民为实现均田梦而进行革命。为土地而战的历史充分说明:在中国这个以农为本的社会里，农民的革命多数与土地有关，土地问题是历次革命运动的焦点。

二、中国共产党的土地革命实践与《没收土地案》

现代中国是历史上的中国的延续，“中国的革命实质上是农民革命，……中国有百分之八十的人口是农民。……因此农民问题，就成了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农民的力量，是中国革命的主要力量。”(2)而农民革命的主要问题是土地问题，即使在现代社会条件下也依然如此。1840年以后，帝国主义列强通过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使中国开始了半殖民地半封建化的痛苦历程。中国传统社会向近代社会转型的过程中，虽然产生了无产阶级、资产阶级，出现了近代工商业。但是，占社会大多数的农民并没有在社会发展中改善自己的生存状态，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像三座大山沉重地压在他们的身上。土地问题在社会的多重矛盾中显得更加错综复杂，小农经济处于一派风雨飘摇之中。

1911年的辛亥革命，推翻了延续两千年的帝制，建立了共和国，可是旧民主主义革命没有触动封建的土地制度。革命先行者孙中山虽然也提出过资产阶级的土地政纲—平均地权，但是，没有领导农民进行革命运动的他，不可能实现其“耕者有其田”的思想。历史的发展表明:农民阶级在历次革命运动中依靠自身的力量不能解决土地问题，现代资产阶级革命也无力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这个几千年的难题也就历史性地落到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共产党的身上。中国共产党从一诞生就开始关注农民的土地问题。1921年7月，在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纲领》中就提到了土地问题。1922年6月，在《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对于时局的主张》里，中国共产党进一步提出没收军阀官僚的田地分给贫苦农民的问题。1923年6月，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大会宣言》、《中国共产党党纲草案》，正式提出并讨论了农民问题及农民在革命中的地位和作用，并首次使用了“贫农”的概念，还通过了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第一个《农民问题决议案》。在此之前，中国共产党也开始进行领导和发动农民运动的工作。1921年秋 ， 浙江萧山县衙前镇一带的农民组织了农民协会。1922年7月29日，彭湃在广东海丰县组织了“六人农会”，到年底，全县“成立了十二个农会， 总共九十八乡，二千七百六十户”（3）。1923年1月1日，海丰县总农会正式成立时，占全县人口1/4的农户约10万人加入了农会，广大农民被组织起来为自身的利益而斗争。在海丰农民运动的推动下，广东东部地区的农民运动迅猛地发展。1923年5月 ，由海丰县总农会改组的“惠州农民联合会”成立后， 陆丰、惠阳、紫金等县设立了县农会，农民运动进一步扩展到潮阳、普宁等地，并于1923年7月又改组“惠州农民联合会”为“广东省农会”。以海丰为中心的农民运动波及到广东全省大部分地区，广东农民运动从此兴起，并成为全国新式农民运动先驱，进而引发全国的农民运动，揭开了现代中国土地革命运动的序幕。

广东农民运动走在现代中国农民运动的前列，是近代以来广东的社会政治经济状况决定的。在近代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的过程中，广东成为受害最早、最深的地区，各种社会矛盾集中而尖锐。国外商品倾销使社会经济被严重破坏，大批农民在内外交困中走向破产；军阀混战，政局动荡，治安不宁，盗匪横行，造成社会秩序混乱人民不能安居兴业；地主阶级重租厚利盘剥，农村土地高度集中，农民贫困加剧，谋生困难等社会现实为农民运动的兴起准备了条件。而广东人民富有反抗压迫的历史传统和中国共产党关注农民问题并领导农民运动，以及国共合作的形成都为农民运动开展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1924年1月，以第一次国共合作为起点，广东农民运动进入发展时期。到1924年底，全省14个县有了农会，入会农民达到18万多人。为了促进全省农民运动的发展，培养从事农民运动的骨干，彭湃等共产党人主持开办了农民运动讲习所。在共产党人的组织下，广大农民在农会的领导下积极支持国民革命政府的革命行动，农民运动也在社会变革中进一步发展。1925年5月，广东省农民协会正式成立，作为中国现代第一个省级农会的成立，它标志着广东农民运动进入高潮时期。随着农会组织的迅速发展，农会在国民革命中发挥的作用增大，这一时期的广东农民运动在各方面都处在全国首位，并对于全国的农民运动起着实际的指导作用。“其影响扩大到长江、黄河流域的不少省份，甚至远在北京附近的一些乡村，也受到它的影响和帮助而建立了农会组织。（4）到1926年5月， 广东省第二次农民代表大会召开时，68个县农会中有49个县的代表出席了大会，广西、福建等11个省也有代表到会。当时，全省的农民协会会员达到62万多人。

在农民运动高涨的同时，中国共产党对于农民问题的认识也逐步深化。1924年5月，中共中央第一次扩大执行委员会通过的《农民兵士间的工作问题议决案》提出在全国范围内注意农民问题。1924年11月，党在《中共中央第四次对于时局的主张》中又提出重视组织农民协会及要规定最高限度的租额问题。1925年1月，党的第四次代表大会通过的《对于农民运动之决议案》，提出引导农民自觉从事经济和政治斗争，在国共合作中独立进行党的宣传和建立党支部工作。到10月初的中共中央扩大执行委员会会议，又进一步指出要在农会中巩固党组织，并提出了“耕地农有”的口号及具体提到了没收大地主、军阀、官僚等土地交给农民的问题。会议发表的《告农民书》中，还第一次提出革命的工农取得政权的问题。这一时期，党内以李大钊、蔡和森、萧楚女、毛泽东等人为代表，对农民运动进行了一系列的理论探讨和经验总结，努力寻找解决农民问题的出路。李大钊在他的《土地与农民》一文中，指出“耕地农有”是广大贫农迫切的要求，并对这一口号的实现提出自己的设想。毛泽东则以《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中国农民中各阶级的分析及其对于革命的态度》等文章，对中国共产党几年来的革命实践和农民运动工作进行总结。1926年7月，北伐战争开始后，随着北伐向湖南、湖北、江西、河南等省推进 ，北伐所到之处的农民运动也迅速开展起来。毛泽东、彭湃、瞿秋白等人先后发表了一系列对农民运动有推动作用的文章及著作，有力地促进了农民运动的开展。毛泽东在编辑《农民问题丛刊》时写的题为《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序言，对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从事农民运动的经验进行了总结，指出农民问题是民主革命的中心问题。彭湃也出版了《海丰农民运动》一书，向全国介绍海丰的农民运动状况。瞿秋白也以《国民革命中之农民问题》一文，对农民问题的重要性进行阐述，并提出了农民运动的领导方法。随后，毛泽东又发表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驳斥对农民运动的种种怀疑和指责，对湖南农民运动进行了总结。到1927年春，当部分地区的农民运动涉及到土地问题时，毛泽东又邀请彭湃、方志敏等农民运动领导人在武汉举行联席会议，提出解决农民土地问题的方案上报中共中央。但是，陈独秀主持下的党的第五次代表大会，拒绝讨论毛泽东等人的提案，使党没有能及时地为土地问题制定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