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鞅的徙木立信，在于要造成一种风气:不管怎样不可思议的事，一切服从，就可以获得重赏。 今人绘

吴起也是投机钻营之辈

其实，并非只有秦地如此。战国的特点，按司马迁的说法，就是“贵诈力而贱仁义”。在这样的社会风气的熏习之下，当时所谓的“游说之士”，大都是些寡廉鲜耻、凶险贪残之徒。

较商鞅稍早的吴起，年青时为谋求做官而周游列国，败光千金家产，因遭邻里耻笑，一怒之下竟杀了三十余人。吴起后来到鲁国，为获得鲁君的信任，好做鲁国的将军，去与齐国打仗，竟杀了自己的齐国妻子以证明自己的忠诚。商鞅“徙木示信”的做法，吴起也早就做过了。吴起任魏国西河守时，为攻克边境上的一个秦国的军事堡垒，曾立一车辕于南门，募人扛到北门外，即如约赏予上等田宅。之后，他又以上等田宅为赏，募人将一石赤豆从西门外扛到东门外；人们为此都争抢起来。吴起于是下令，第二天攻打那个秦国军事堡垒，率先攻入的，官升“国大夫”，赏以上等田宅；结果，第二天一个早上，那个军事堡垒就被吴起攻克了。

吴起治理西河地方，为“取信于民”，甚至传令:能将南门外所立门表（柱）推倒者，任“长大夫”。第二天，围观的人很多，但大家也都以为这是不可思议的事。直到日落时，有一人觉得不如试试，不过就是领不到赏。他推倒了门表，然后去见吴起。等他从吴起那里出来，俨然已“仕之长大夫”了。吴起于是再立一门表，悬赏如前，人们都争抢着去推。这一次，门表埋得很深，没人推得倒它。但西河地方的人，从此都信从吴起。为“立信”而不惜“变俗”，这是吴起和商鞅，也是战国法家的共同特点。而“变俗”的结果，往往使人变得惟利是图。

法家思想最合君主的需要

吴起得任西河守，缘于他与魏武侯一起乘舟西河之中，听魏武侯赞叹魏与秦韩边境的山川险固，而对魏武侯大谈“在德不在险”的儒家“修德”之道，因此获得魏武侯的欣赏。而他在西河守任上的做事方式，却是急功近利的那一套，走的是法家的路子，与儒家毫不相干。吴起在鲁国，曾参说他“残忍薄行”。在魏国，李克说他“贪残好色”。他为楚国主持变法，太史公说他“刻暴少恩”。从他的身上，我们一点也看不到儒家“修德”的影子。

一个时代，当彻底的“礼崩乐坏”之后，列国“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已成为左右历史的力量。在这样的历史状态中，急功近利的“霸道”，是国家生存与发展的必然政治选择；其历史内容也由争霸而转为吞并。当此之时，各国君主即为生存计，自不能不汲汲于富国强兵。另一方面，自“礼崩乐坏”以来，乱臣贼子的弑君篡位，更是历史的惯相；又有哪一位君王，能够不以专制集权为念呢？历史走到这样的极端，当然只有法家思想最能符合君主的需要。吕思勉先生曾经说过:“切于东周事势者，实惟法家。”而对于大盛于战国的策士，吕先生则把他们视为“视所说者为何如人，然后以吾说当之而已”的投机钻营之辈。在那一时代，也只有此类投机钻营之辈，最能打动君王的心。吴起和商鞅，不过是此类人物中得风气而成就尤著者。

战国的风气

要概括战国最一般的风气，“贵诈力而贱仁义”和“无耻”二字，无疑可以当之。列国争霸，当制度变革的潜力发掘殆尽之后，诈力和无耻往往就成为国与国之间争胜的基本手段。其时，列国之间或纵或横，无非为利益所驱使，背信弃义在所不惜。张仪入楚，为拆散齐楚联盟，许楚怀王以“商、於之地方六百里”，楚怀王遂决计背盟。等到齐楚反目，秦国反而与齐国结盟，张仪竟对跟他一起回秦国的楚国将军说，我只答应过给楚国某地到某地的六里地。难以想象，人之无耻，竟一至于此。然而，楚怀王对齐国的背信弃义，也是同样的无耻。

又比如苏秦，游说数年，一无所获，穷困潦倒地回到家中，“兄弟嫂妹妻妾窃皆笑之”，说他不去逐工商之利，却想凭着游说君王获得富贵，真活该受穷。及苏秦游说得逞，身为六国纵长，佩六国相印路过家乡时，家中“昆弟妻嫂侧目不敢仰视，俯伏侍取食”。苏秦得意地问他的嫂嫂:“何前倨而后恭？”这个女人居然“委蛇蒲服以面掩地而谢曰:‘见季子位高金多也。’”人之势利而无廉耻，以及小人得志后的丑态，于此叔嫂二人身上，真可谓毕现无遗。李斯曾经说过:“诟莫大于卑贱，而悲莫甚于穷困。久处卑贱之位、困苦之地，非世而恶利，自讬于无为，此非士之情也。”这样的自白，反映的是战国策士荣与耻的普遍变态，是毫无操守可言的一群。张仪、苏秦，皆此类也。

再如李斯，因为秦王嬴政欣赏韩非，他就为赢政设计，在韩非出使秦国时，把韩非留在秦国。李斯与韩非同为法家，又都是荀卿的学生。李斯知道自己不如韩非，非常妒忌韩非的才能，担心有一日，韩非的地位会超过自己。所以，当他一旦发现秦王并不信任韩非时，就向秦王进谗言，把韩非投入监牢，又抢在秦王悔悟之前，将韩非毒死狱中。为了一己之荣华富贵，可以完全不择手段。李斯就是这样一个奸险小人。对于秦最终统一中国，毫无疑问，李斯可谓贡献巨大；但他决不是秦朝的忠臣。他后来不惜与赵高勾结，矫诏以胡亥为帝，杀害扶苏和蒙恬，就是明证。秦朝的短命，虽有许多制度上的原因可寻，李斯也罪责难逃。然而，时代的风气如此；李斯也只不过是此风气中之人物。

造成无耻的原因

战国的风气，从根本上说，是由于制度原因造成的全社会的“免而无耻”。司马迁说:“法令者治之具，而非制治清浊之源也。”即法令是用来保证制度的实行的，而制度本身的好坏则不在法令。其言下之意:如果以法令为标准来设立制度，而以刑罚来保证法令的实施，就是本末倒置了。

盖自春秋战国以来，各国制度的制定，总是以贯彻君王法令为宗旨，往往只是单方面地适合统治者的要求，故不得不以重赏和重罚维系之。就此而言，孔子所批评的“导之以政，齐之以刑”，与所赞扬的“导之以德，齐之以礼”，的确是两种根本不同的制度控制方式。前者虽然容易在短期内奏效，但国家政令的贯彻实行，如果仅能仰仗予富予贫、予贵予贱以及施用严刑峻法的权力，人民的守法就只能是出于恐惧和贪欲，所以就会是“免而无耻”的。

与之相反，如果国家对社会的控制，其制度的精神在于“德”，而且有一套符合“礼”的制度、习惯和道德准则，人民自会有廉耻之心而由衷向善，“有耻且格”就是题中之义。而商鞅变法，无非是把在六国都实行过的政令用之于秦国；秦国的制度就是根据这些法令的要求而变更的。毫无疑问，秦国之能迅速于战国七雄之中崛起，正由于商鞅的“导之以政，齐之以刑”，而秦国从此也成为了一个人民“免而无耻”的“虎狼之国”，较东方六国更有过之而无不及。至于商鞅的为人为政的人格与风格，无不是六国“贵诈力贱仁义”及其“无耻”的风气使然。(本文来源:南方网 作者:程念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