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起为了取信于鲁国的君主，杀了自己的妻子。 明人绘

缺乏为人的基本道德

出于极端的功利主义，商鞅不仅没有一定的政治理念，更缺乏为人的基本道德。为一己私利，他可以无所不用其极，刻薄少恩到无所不为的地步。按照商鞅在秦国实行的变法，奖励军功是非常主要的内容；爵位、田宅的封赏，主要是根据军功授予的。于是，商鞅说动秦孝公，让他亲自带兵去攻打魏国。而为了确保在战争中取胜，商鞅竟利用自己与魏国将军公子卬的友谊，写信欺骗公子卬，说不忍心与朋友相见于战场，希望双方媾和，高兴地饮酒罢兵，使秦魏两国得以相安。这个公子卬，居然就轻信了商鞅的“友谊”，前往商鞅军中签署和约，却无论如何想不到就此成了商鞅的俘虏，所率领的军队也在全无防备之中被秦军偷袭全歼。经此一战，魏国空虚，不堪再战，只好把整个河西的土地都割让给了秦国。靠着这样得来的战功，商鞅连升四级，一举获得了最高爵位（彻侯），并得到商、於之地的十五个邑的封赏，从此号称“商君”。

将国家改造成战争机器

在为政上，出于极端的功利主义，商鞅的刻薄少恩更是表现得淋漓尽致。商鞅变法，先后分两次进行。主要内容为建立邻里连坐、兄弟析产分居、奖励军功、禁止私斗、重农抑商、建立县制、鼓励垦荒、平均赋税、统一度量衡等制度。建立这些制度，是要实现三个基本目标:一、发展农业；二、扩张军事力量；三、强化君主权力。然而，就变法的主导倾向而言，商鞅是要通过奖励军功，建立一个以军功等级制为基础的社会，并将鼓励战争杀戮彻底制度化，将整个国家改造成一部战争机器。在那个时代，战争是使国家富强的最迅速、最有效的手段。商鞅所建立的这种奖励军功的制度，则最集中地体现了他的极端功利主义。

荀子指出，秦国的一切制度，都是要使人民懂得，只有在战场上杀敌立功才能获利。而这些制度的核心，就是商鞅创建的“上首功”。即士兵斩获敌人首级越多，不仅获得的爵位越高，还可以按爵位获赐耕地和力役；爵位达到一定等级之后，还能“赐邑”、“赐税”，并允许拥有一定数量的仆役；不同级别的军官，则按所率军队斩获的敌人首级赐爵授官。这样的制度，果然使秦国的军队作战特别勇敢；却也特别残忍。据谯周说，秦国的军队打了胜仗，连掳获了老弱和妇女，都要砍了头去领功。

败坏了秦地的风气

有人以秦国“与戎狄同俗”，来说明秦人从来都具有嗜杀的本性；事实却与此相反。《左传》上说，秦穆公在位时，有一年，晋国发生大饥荒，晋惠公向秦国请求粮食支援。对于晋惠公，秦国是不喜欢的。当年，晋惠公在秦国的支持下继任晋国国君，却立即与秦国翻脸，自食其将晋国河西之地割让给秦国的诺言。对此，秦穆公深恨不已。但秦穆公认为，晋国百姓是无辜的，还是应该给予粮食援助。然而，对于秦国的以德报怨，晋惠公却毫无感激之心。第二年，秦国也发生饥荒，向晋惠公请求粮援，晋惠公却趁机率军攻打秦国。不得已，秦穆公哀兵出征，击败并俘获了晋惠公，但最终还是释放了他。秦穆公的一再以德报怨，足以证明秦国曾经还颇有些仁义古风。称秦国为“虎狼之国”，谓秦人有“虎狼之心”，其实都是商鞅变法以后的事情。

据司马迁讲，商鞅颁布变法令之前，在秦国国都的市南门，竖起一根三丈长的木头，以“十金”为赏，募人把它扛到市北门。“一金”在当时或重二十两，值一万钱，“十金”就是十万钱。但是，秦国民风朴厚，众多的围观者面对如此重赏，觉得不可思议，没有人敢上前冒这个险。商鞅于是下令，把赏金提高到“五十金”。如此重赏之下，终于有胆大的人站出来，把那根木头扛到了市北门；商鞅则当场兑现赏金。这件事，司马迁说是商鞅要为自己立信。但这样的“立信”，其更深刻的含义，在于要造成一种风气:不管怎样不可思议的事，一切服从，就可以获得重赏。

严刑峻法的本意，是要使人谨小慎微，惟恐触犯法禁；而商鞅的严刑峻法，还往往具有鼓励人们胆大妄为的作用。如秦国的军队敢于将掳获的老弱妇女砍了头去冒功，就是由于上首功制度的鼓励。又如什伍连坐制度中“不告奸者腰斩，告奸者与斩敌首同赏”一条，也分明是在助长诬告之风。按商鞅的理论:“刑用于将过，则大邪不生；赏施于告奸，则细过不失”。什么是“将过”？就是犯罪行为尚未实施。也就是说，当一个人尚未实施犯罪，但只要有犯罪的可能性，就可以对他用刑。同理，“赏施于告奸”，也就是允许对犯罪可能性作捕风捉影式推断的法律肯定。那么，既然告奸的赏赐等同于“上首功”，又怎能不助长诬告之风呢？而对不告奸者的“腰斩”重刑，也足以迫使胆小之人，因无端怀疑而斗胆诬告他人！一国的律令，即便仅止于以助长军人冒功、邻里诬告为能事，也难免使无耻而胆大妄为之徒充斥天下！“贪戾、好利、无信，不识礼义德行；苟有利焉，不顾亲戚兄弟，若禽兽耳。”这是商鞅变法之后所养成的秦地风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