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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俄战争诱发俄国革命与改革 终致沙俄灭亡

2012年09月11日 10:30
来源:俄罗斯研究 作者:姚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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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1890年代,俄国出现了“工业高涨”局面。这是自1861年改革以来俄国经济发生质变、社会转型加速的关键因素,标志着俄国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阶段。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迅猛发展和国家经济结构的变化,俄国的社会结构也急剧变化。都市化过程加快导致城市人口快速增长,人口的构成出现新趋势,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发展迅速,知识分子人数显著增加。俄国社会的结构性矛盾更加突出,农奴制和等级关系的残余与新的阶级关系同时并存,宗法制农民经济和地主土地所有制与资本主义关系同时并存,贵族在国家机关中的支配作用和数量优势与资产阶级自由主义运动的立宪要求同时并存。

最核心的问题是经济社会方面的农民土地问题和政治领域的贵族独掌权力问题。19世纪末叶开始的严重社会和政治危机就是围绕这两个问题展开的。

相对于1890年代的工业迅速发展而言。俄国仍是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家。造成俄国农村落后、农民贫困的首要因素是地主占有大量土地,而农民却缺少土地。1861年农民改革未能解决农民土地不足的问题,土地问题直到1917年仍是俄国社会面临的最尖锐、最迫切的问题。困扰俄国农业和农村的第二个因素是宗法制的村社仍是农业的基础。村社限制农民的人身自由,把农民束缚于土地之上,抑制农民的分化,制约农业的发展。

在这两个因素之外,值得关注的是19世纪末叶俄国进入了一个人口增长周期,从而放大了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的严重性。19世纪末,俄国中部地区由于人口快速增长和缺少土地而形成了巨大的农业人口过剩,有一半的农村劳动人口属于“多余的人”。19世纪最后16年中有6年发生了饥荒,仅在1891年的饥荒中就有70万人饿死。人口过剩以及由此引发的饥饿,使俄国农民为争取面包和土地的斗争延绵不绝。“问题在于数百万人在忍饥挨饿。正是饥饿而不是理智开始影响他们的表现和行为。农民们开始闹事,并演变为1904~1906年的农民革命”。

19世纪末以来,沙皇政权明显不能适应由于俄国经济发展和社会结构变动所提出的变革政治结构的要求。随着资产阶级在国家经济生活中的作用进一步加强,它同沙皇政权的矛盾逐渐加剧。工业高涨年代成长起来的新一代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成为追求政治变革的自由主义运动新的力量来源。1899年,成立了俄国自由主义的第一个政治组织——“聚谈”。“在俄罗斯出现合法政党以前,先进的社会就已通过‘聚谈’获得了统一的、起指导作用的中心”。1903年11月,“地方自治和立宪主义者同盟”成立,其目标是促使沙皇实行宪制。1904年“解放同盟”的诞生把自由主义与专制主义的冲突推向高潮。作为自由主义运动的左翼,解放同盟的目标是要推翻现存制度,实现普选权,由立宪会议来制定俄国的宪法。为达到目的,解放同盟与除社会民主党以外的各革命组织建立了联系,甚至为社会革命党的恐怖行动辩护。

19世纪末20世纪初,俄国解放运动中的革命派别也在发生深刻变化。劳动解放社的成立标志着俄国马克思主义流派的形成,列宁主义的诞生宣示了马克思主义俄国化进程的开始,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成立使社会主义工人运动进入了一个新阶段。革命民粹主义在经历了19世纪最后20年的低潮之后重新复活,革命者重新拿起手枪和炸弹对付沙皇政权。一些民粹派组织联合起来成立了社会革命党,提出了争取土地社会化和民主共和国的目标。

世纪之交的俄国社会积累了太多的矛盾,出现了结构性的系统性的危机,国家面临改革或革命的选择。由于沙皇政权的调控能力减弱,俄国历史上屡试不爽的政治传统——由政府主动进行自由主义性质的改革以缓和矛盾、实现发展——已不再奏效。日俄战争引发了第一次俄国革命,但革命的真正根源是农民要求解决土地分配不均和资产阶级要求政治改革的问题。第一次革命的结局是沙皇政权在革命的压力下进行改革,但导致革命的两个基本问题并未消除,失衡的结构仍是引起新的革命的长期历史根源。

二、中期因素:第一次革命后的形势变化

第一次革命后,旧有的结构性问题继续存在。虽然以十月十七日宣言为依据的政治制度变革和土地改革代表了俄国通过和平革新方式实现发展的可能性,但斯托雷平体制的失败以及随后出现的新形势,把系统性危机引向深入,成为导致1917年革命的中期因素。

斯托雷平改革的第一个目标是解决农民土地问题。1905年的革命清楚地表明,不解决这个问题俄国就不会有安宁和发展。为了在保持地主土地所有制的条件下消除农民缺地现象,1906年11月9目的法令允许农民把村社份地确认为私产并退出村社,以期加快农村的分化。这“是同资本主义演进的道路相适应的,它促进和推动这种演进,加速对农民的剥夺,使村社更快地瓦解,使农民资产阶级更快地形成。从科学的经济学来讲,这项法律无疑是进步的”。但是,从政治角度来看,这是一条以牺牲广大农民群众为代价的农业资本主义道路。

斯托雷平土地改革取得了一定的成效。随着村社这种宗法共同体开始瓦解,农民的分化加剧,宗法自然经济受到商品经济的强烈冲击,俄国农业文化水平有了提高,农产品产量及其商品率迅速提高。此外,村社的被破坏意味着俄国传统文化的基础受到动摇和削弱,农民生活条件和环境的变化使他们身上的宗法色彩日益淡薄,旧的信仰逐渐丧失,新的观念开始形成。

但土地改革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无论是地主土地所有制和村社份地占有制都未能彻底消除。在前三届杜马中,农民代表不分党派,都一致要求把地主土地交给耕种这些土地的农民,使土地的分配更加符合平均原则和劳动原则。民粹主义政党社会革命党主张“把全部私人占有土地社会化……并过渡到社会占有和在平均使用基础上交给民主地组织起来的公社和地域性公社联盟支配。”党的领袖切尔诺夫认为,“实行土地社会化意味着只要愿意就可以把整个农业的罗斯变为一个大的全俄土地公社。”俄国农民及民粹主义政党对改革的抵制和反抗,意味着农民土地问题仍将继续困扰俄国社会。

 
[责任编辑:马钟鸰] 标签:俄国 沙皇 日俄战争 革命 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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