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共合作的句号:五月指示

人们记得李大钊被杀害，不记得跟着他一起从苏联大使馆中被东北王张作霖“逮捕”的秘密文件，那些文件把苏联大力援助国民党和冯玉祥国民军的事实带给没有准备的中国民众，一时之间让北伐胜利中的国民党人和冯玉祥都感到了政治压力。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清党反共，4月17日，武汉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宣布开除蒋介石党籍，后来被驱逐的苏联驻国民党首席政治顾问鲍罗廷说这是“狗咬狗，狗咬狗。和其他军阀一样，他们是分赃不均打起来的。”

6月22日，冯玉祥公开转向蒋介石一边，要求武汉国民党遣送鲍罗廷回国，并与共产党分离。离开他革命事业所在的中国，如同离开那些有阳光的日子，鲍罗廷的火气很大，他把国民党比喻为“马桶”，“尽管你经常冲洗，可它仍旧散发着臭气”。但是让武汉的汪精卫下定决心的还得说是共产国际（莫斯科领导的第三国际）发给中共的“五月指示”。

“五月指示”要求中共开展土地革命，发动农民没收地主的土地。吸收更多的工农领袖到国民党中央，革新它的上层；动员2万共产党员和两湖（当时在中共的领导下）革命工农5万人，编成几个新军。这些要求无异于与虎谋皮，桂系名将黄绍竑记述了他和一个共产党人的对话，这个共产党员劝他反蒋实行土改，黄说土改的政策会遭到地主和自耕农的反对，当时的军队里士兵既有出身佃农的，也有出身自耕农的，军官则十分之九是家里有几亩地的小地主子弟，其余十分之一在当了军官以后也想置几亩田。要土改，就是去毁灭他们既有的生活基础与生活希望，他们岂能容你？就当时的政治现实来说，黄的分析显然比共产党的判断更符合实际，所以清党取得了绝大部分军人的支持。

但是，来自莫斯科的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罗易，私下里擅自把莫斯科的来电拿去给汪精卫看，希望能够渐次推行。而汪把莫斯科的指示在党内高层公开出来，其结果可想而知，7月15日，武汉国民党中央最终确定了分共方针。共产国际一手促成的国共两党第一次合作也在它的手上划上了句号。

中苏蜜月的开始:中共六大

莫斯科郊外60公里的塞列布若耶庄园，因其白色的墙壁在阳光下闪闪发光而被称为“银色别墅”，这个昔日的贵族庄园如今改名为“五一庄园”，正式对外开放，它勾起无数中国人与青春有关的回忆喀秋莎、白桦林、保尔，与后来的韩流相比，那是影响了中国一代人的苏潮，而这里是个纪念碑，1928年142名中共党员聚在这真诚讨论祖国的未来。

1928年初，莫斯科费尽心力，把上百名中共代表秘密地从中国各地偷渡出国，小部分从上海乘船到海参崴，大部分都借道东北，经大连、哈尔滨到满洲里，然后越过国境线辗转到达莫斯科。这条路线恰好也是共产主义思想传入中国的路线，被称作“红色丝绸之路”。

毫无疑问，这样一次代表大会的几乎所有文件，都是由苏联人起草或帮助形成的。包括中共中央领导人的选择，也都是严格地按照苏联人的意志行事。中共从最初的几十人，一直发展到数万人，其间虽历经曲折，但是它从苏联那里得到的种种帮助，毫无疑问是它得以在旧中国极端复杂和危险的境况下生存发展的要件之一。

1944年的斯大林对美国驻苏大使哈里曼说当时的中共不是真正的共产主义者，是“人造黄油”式的共产党。如果他说这话时，内心也浮现失落的话，那他怀念的会是1928年－1936年那段团结最紧密的时光，虽然在他的字典里“团结”一词有另外的含义。在这段时间里，苏联公开支持共产党人举行的广州暴动，坚决支持中共按照俄国模式发动苏维埃革命，从政治方针到具体文件，从选定中共领导人到选派代表亲临苏区，帮助工作、指导作战，几乎一包到底。但是莫斯科付出大量人力、物力和精力只是把红军推上漫漫长征的险途，此时的中共在莫斯科眼里是真正的共产主义者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