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23日，美国总统奥巴马签署了一项命令，允许美国政府资助那些推动堕胎的国外机构，推翻了前任布什的禁令。

消息一出，立刻引来保守势力的指责，基督教组织“关注家庭”便认为，奥巴马的做法，是用美国纳税人的钱，资助海外的那些堕胎行为，他违背了美国人的价值观。罗马天主教也表示了强烈的谴责。梵蒂冈生命科学院的里诺·菲斯凯说：“一些人傲慢自大，一旦掌权便以为可以决定他人的生死。”但在另一些美国人看来，妇女的自由选择权，当然要大于胎儿的生命权，禁止堕胎，剥夺了妇女的权利。更重要的是，美国宪法所要保护的公民，并不包括未出生的婴儿。于是，一场口水战开始了。

这是美国人永恒的话题，一般而言，民主党和持自由主义观点的人，认同堕胎行为的合理性；而共和党和保守主义者则认为，堕胎行为无异于谋杀，是不道德的。来自南方保守势力大本营的布什在任内推动了禁止晚期堕胎的立法，但民主党人奥巴马一上台，就开始清算布什的政策。在历史中，关于堕胎问题的政策也同样经历了这样的此消彼长。

在北美殖民地时期，堕胎只是一个道德问题。当时的13个殖民地普遍采用英国的习惯法，允许胎动（即怀孕18周）之前的堕胎，只是禁止胎动后的堕胎。19世纪前期，胎动前的堕胎在各州依然是被允许的，立法机关的理由，是为了保护妇女的身心健康。

1803年，英国通过了《艾伦伯勒法》，开始对堕胎实施更多限制，受此影响，各州亦纷纷效仿，到了1849年，有20个州将胎动前的堕胎定位轻罪，将胎动后的堕胎，定为二级谋杀。当时，只有一种堕胎行为是被允许的，即为挽救孕妇生命的治疗性堕胎。1859年，美国医学会年会通过决议，敦促各州立法限制堕胎，到了1910年，除了肯塔基州以外，美国所有的州都对堕胎进行了限制。同时，即使是在符合法律规定的特殊情况下，堕胎权也是掌握在医院的审查委员会中。由医生，而不是当事者说了算。

各州纷纷退出禁令，除了美国保守的社会风气影响以外，医疗条件有限也是一个重要原因，因为堕胎手术难以保证孕妇的生命安全。

然而进入20世纪50年代后，情况又变了。化。黑人民权运动、妇女运动、新左派运动、反传统文化运动等一系列风起云涌的社会事件，标致着美国社会开始左转，自由主义占据了上风。通俗地说，人们更加看中现实中的人的权益，而不是传统基督教信仰中的条条框框，人人皆平等理念更加深入人心。女权主义者便认为，如果一个妇女连自己的身体都不能控制，遑论获得其它的自由，更不可能获得与男性同等的地位。

同时，60年代发生的两件事，使得人们更加倾向于将堕胎合法化。

1962年，一个叫谢里·芬克拜的妇女，发现自己怀孕已有两月了，但她曾不慎服用过会导致胎儿畸形的镇静药，于是她寻求堕胎，并取得了医院审查委员会的同意。然而消息公布后，州检察官扬言要将她逮捕，于是医生不得不放弃了手术。谢里·芬克拜不得不专程前往瑞典做手术。此一事件将堕胎问题的辩论推进到一个新的层面：如果剥夺胎儿的生存权利是不道德的，那么我们应不应该为了坚守这种道德意识，而将明明有问题的胎儿也生下来？

另一件事则是，1966年旧金山流行麻疹，很多人被感染。这种麻疹的并发症有可能导致孕妇死亡以及胎儿的先天性畸形。于是当地的21名医生不顾禁令，为感染麻疹的孕妇做了堕胎手术，结果遭到逮捕。此事经新闻报道后，引发了更多人对禁止堕胎的不满。

终于，在1973年1月22日联邦最高法院对“罗诉韦德案”的判决中，将堕胎被合法化。这一判决影响之大，甚至被一些美国人称为“第二次内战”，直到今天，每当共和民主两党辩论时，仍时不时拿这个判决说事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