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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元璋节俭成盲目本能:早饭只吃蔬菜和豆腐

2013年07月09日 17:37
来源:书屋 作者:张宏杰

基于乡村生活经验,洪武皇帝的治国理念中表现出强烈的静态取向。他治理国家的基本倾向就是把国家的运转方式固定化,使整社会倒退到“小国寡民,老死不相往来”的原始状态。当了皇帝的朱元璋保持着朴素的农民道德,对天下老年人施以特别的尊重。他颁布《存恤高年诏》,规定“所在有司精审耆民……年八十、九十,邻里称善者,备其年甲、行实,具状来闻。贫无产业,八十以上,月给米五斗、肉五斤、酒三斗;九十以上,岁加赐帛一匹、絮十斤;其田业仅足自赡者,所给酒、肉、絮、帛如之。”

取消宰相后,朱元璋一个人忙不过来。他异想天开,认为民间老儒起自田间,淳朴老实,富于经验,于是从社会底层直接提拔辅政人员。他在洪武十三年九月设立四辅官制度,以“协赞政事”,从民间找了几个普通老儒王本、杜占、龚斅等分任春官、夏官、秋官和冬官,辅佐自己施政,“眷注特隆”。不过实行了一段时间,朱元璋发现自己的想法太天真。“诸人皆老儒,起田家,惇朴无他长”,这些老人除了看孙子,别的贡献确实难以做出,于是洪武十五年他不得不又废除了四辅官。

对于外部世界,农民们的基本反应是排斥、恐惧和不信任。封闭的生活状态让他们感觉安全、轻松。他们不爱冒险,只想守着前辈传下来的生活方式,一成不变地安安稳稳地生存下去。虽然取天下依靠的是武力、进取和冒险精神,然而一旦天下安定,朱元璋立刻恢复了农民的保守本性。大元帝国是一个世界性帝国,继承者朱元璋却对外面的世界丝毫不感兴趣。他满足于把蒙古人赶回沙漠,并没有深入沙漠彻底殄灭之。日本人不断制造事端,对他进行挑衅,他也是发几道诏书,申斥一顿了事,没动过兴兵远伐的念头。他对曾给中国带来巨大财富的海外贸易不感兴趣,不但禁绝了海外贸易,甚至禁止渔民下海捕鱼,把海岛上的居民悉数内迁,“以三日为限,后者死”。在《皇明祖训》里,他把二十多个邻国列为不征之国,以这些国家“得其地不足以供给,得其民不足以使令”,告诫后代,“切记不可”对它们动心思。虽然没有多少财产需要保护,中国农民世代对护家院墙一直有着不衰的热情。而继秦始皇之后,朱元璋的明代又一次花费巨大人力物力来重修长城,以致我们今天所见到的长城,基本都是明代遗物。

短视的实惠观是孤庄村生活在朱元璋身上打下另一个深刻的印记。底层文化是饥饿的产物,实用主义是它的核心,占有和保存那点为数不多的生存资源吸引了农民们的全部注意力。为了一点粮食,几间草屋,人们可以毫不顾惜地运用体力脑力,把算盘打到最精,让每一粒米都发挥最大效益。农民较少有机会锻炼归类、抽象、推理这些较高层次的思维能力。在他们的头脑里,世界是以实实在在的实物方式存在的,是山、河、土地、树木、庄稼、猪、牛、羊、鸡这些事物的总和。他们计算数字时,眼前总是要闪着这些事物的形象,或者想象着手指头、脚指头的样子,才能算得过来。他们不能理解超出实物层面的道理。

朱元璋和任何一个孤庄村乡亲一样,是坚定的重农轻商主义者。在他们眼里,商人都是不劳而获者。他们在土地上辛辛苦苦地用汗水换来实实在在的粮食,而商人们只是把货物在各地交换一下罢了,货物总量并没有增加,但却像变魔术一样地变出了许多额外的利润。这无论如何让他们想不通。因此朱元璋是中国历史上最为轻商的皇帝。为了贬抑商人,他特意规定,农民可以穿绸、纱、绢、布四种衣料。而商人却只能穿绢、布两种料子的衣服。商人考学、当官,都会受到种种刁难和限制。

本来在宋代中国就实行了税收全面货币化,而朱元璋却使税收制度退化到实物制阶段。“衙门内的传令、狱丁,都由各乡村轮派,即使文具纸张,甚至桌椅板凳公廨之修理也是同样零星杂碎地向村民征取”。黄仁宇说,朱元璋的设计“等于向中外宣布:中国为世界上最大的农村集团,它大可以不需要商业而得意称心”。

第三个影响是强烈的亲族观念。“打仗亲兄弟,上阵父子兵”。农村社会里,血缘关系比任何关系都可靠。成为皇帝的朱元璋对任何人都抱着强烈的猜忌之心,独独对予自己的血亲却无条件地倚重信任。他对任何人都刻薄寡恩,唯对自己的亲人奉之唯恐不厚。

虽然有历代藩王之乱的前车之鉴,朱元璋还是视而不见,固执地让他的孩子们分享皇帝的权力。他的孩子都被封为亲王,拥有雄厚的兵力,“带甲八万,革车六千”,以此防止帝国大权落入外姓之手。大臣们指出他封建诸王之策的严重弊端,他却认为这是离间他的骨肉,把进言者抓来囚死狱中,这一安排身后终于酿成了靖难之乱。他规定了历代以来最薄的官俸,同时又规定了历代最厚的皇族俸禄。他规定他的亲属和后代们都要世世代代安享富贵,不必从事任何职业,以致皇族的供应成了明中期之后国家最沉重的财政负担。

中国农民是世界上最能吃苦耐劳的人种。他们在计算生产成本时,从来不把自己的劳动算进去。好像体力和精力是一种最不值钱的东西,可以任意耗用。有农村生活的艰苦打底,朱元璋是中国历史上最勤政的皇帝之一,他从来不惮给自己增加工作量。从登基到去世,他几乎没有休息过一天。在遗诏中他说:“三十有一年,忧危积心,日勤不怠。”据史书的记载,从洪武十八年(1385)九月十四日至二十一日,八天之内,朱元璋审批阅内外诸司奏札共一千六百六十件,处理国事计三千三百九十一件,平均每天要批阅奏札二百多件,处理国事四百多件。仅此一端,即可想象他是多么勤奋。

在对自己的享受上,农民是最严厉的克己主义者。几千年的贫困生活积累下来,他们的节俭欲甚至已经成了一种盲目的本能,而不是一种手段。朱元璋的节俭,在历代皇帝中也堪称登峰造极。当了皇帝后,他每天早饭,“只用蔬菜,外加一道豆腐”(陈梧桐《朱元璋大传》)。他所用的床,并无金龙在上,“与中人之家卧榻无异”。他命工人给他造车子造轿子时,按规定应该用金子的地方,都用铜代替。朱元璋还在宫中命人开了一片荒来种菜吃。洪武三年(1370)正月的一天,朱元璋拿出一块被单给大臣们传示。大家一看,都是用小片丝绸拼接缝成的百纳单。朱元璋说:“此制衣服所遗,用缉为被,犹胜遗弃也。”

像每个农民一样,朱元璋有着强烈乡土观念。他手下的功臣,绝大部分都是自己的老乡。登基之后,他觉得哪个地方也没有老家好,越来越想念淮河南岸的那个小村。“圣心思念帝乡,欲久居凤阳”。凤阳本是贫瘠之地,立国之初,他却坚持把国都定在这里。虽然大臣们多次劝谏,也不动摇。农民们生活中一再节省,盖房子时却会倾其所有。同样,为了经营中都凤阳,一贯坚持轻徭薄赋的朱元璋也劳民伤财,不惜人力物力,先后征用了几十万军人和工匠,花钱唯恐不多,用料唯恐不精,为求坚固,石缝里都灌上铁汁。不料工匠们不胜劳役,用“厌胜法”表示愤怒。气急败坏的朱元璋把大批工匠杀掉,衣锦还乡的计划也因此而落空。要不然,淮河南岸那个“十年倒有九年荒”的贫瘠小村,就真的成了大明王朝的首都。

[责任编辑:刘玲] 标签:朱元璋 节俭 早饭 蔬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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