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根溯源，李鸿章的脚跨进了新时代，而脑袋却还留在旧时代。如梁启超说：“伊藤博文能制定宪法为日本长治久安之计，李鸿章则惟弥缝补苴，画虎效颦，而终无成就也。”尽管他接受了鸦片战争后“经世之学”的影响，但他对西学的了解，始终停留在比较浅薄的“器物”层面上。他作为大清重臣，迫于满朝清流物议之压力，变革只敢触及器物层面，绝不敢越“中体西用”雷池一步，抱残守缺，胶柱鼓瑟，“未尝有立百年大计以遗后人之志”。如他自己所言，只是“做一日和尚撞一日钟。”

一个国家的近代化，如何正确对待“西化”和西方文化，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台湾学者柏杨比喻得好，大清朝就象一个被击败的末期癌症的老拳师，在观察强大对手的优点时，不归功于对手的强壮如牛，反而归功于对手有一副漂亮的拳击手套。老拳师认为自己只要也有这么一副漂亮手套，就可发生同等威力。李鸿章并非有接受外来文化，但作为士大夫的主流意识，他一方面固守中华文化天下第一，另一方面以羡慕西洋文明的巨大威力。中西文化的矛盾与不调，妨碍了他在深层次上吸取西方近代文化，成为他难于摆脱悲剧命运的致命弱点。他培养西学人才，要么为军事人才，要么为翻译人才，比如他在19世纪70至80年代，所奏派的200余名正式留学欧美的学生，全是学习军事和工程技术等，没有学习西方哲学、政治和文史等学科的。

在事关国计民生的大政方针上，他未能突破中国历代封建王朝“重农抑商”的弊政，重军事工业轻基础工业，害怕商民壮大，只为清政府谋财，不重视为老百姓谋利。这种推行缺乏近代经济灵魂的错误产业政策的结果，是李鸿章只重视“劲卒”，不重视“豪商”，结果中国没有“豪商”，也没有“劲卒”。

整个中国的近代化，都是在畸形的轨道上爬行。

当“天朝”上下羞羞答答举步维艰地撩开西洋的神秘面纱时，日本举国喊响了全面“脱亚入欧”的口号，掀起了一波又一波“文明开化”的狂潮。

外相井上馨认为，日本只有成为“欧化新帝国”，才能获得列强好感，修改不平等条约。一场狂飙突进的全面“西化”运动开展起来。在政府的带领下，天皇吃起了牛肉，官员们穿起了燕尾服，举国上下刮起了铺天盖地的“欧风美雨”：吃西餐、穿洋服、说英语、理分头、跳交谊舞甚至嫁洋人，都被视作“上流生活”。有一首打油诗说：“敲敲短发蓬松的天灵盖，文明开化的声音就响起来。”

伊藤博文“喜好洋风”，是“欧化政策”的积极倡导者。但当他以现用力过猛，矫枉过正后，及时调整政策，顺应大势，照顾国情，恢复传统文化，扭转了浅薄庸俗、极端西化的倾向。日本一时出现了西服与和服并存、酒吧与茶室共处、西洋歌剧和日本浮士绘竟相夺目的奇观。在此基础上，伊藤博文大力“劝奖百工”、扶持私营企业，使日本经济欣欣向荣。耐人寻味的是，尽管强调“富国强兵”，但伊藤博文却没有推行片面的唯军事的产业政策，始终把“殖产兴业”作为“富国强兵”的基础。伊藤博文既重视“劲卒”，更重视“豪商”，结果日本“豪商”遍地，“劲卒”无敌。

按近代文化标准，伊藤博文要比李鸿章“文明开化”得多。1896年李鸿章访俄时，俄国财政大臣维特评论对李的印象说：“从中国文明的角度看”，他是“高度文明的”，但“从我们欧洲的观点看，他是没有享受什么教育，也并不文明。

在维特评价李鸿章5年之后，伊藤博文于1901年9月获赠美国耶鲁大学名誉学位。李鸿章呢，也许在喝着洋咖啡，吟诗作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