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秦帝国很短命，十五年就完蛋了，接下来是汉朝。汉朝的开国皇帝是来自楚魏之间的老流氓刘邦。刘邦祖上也阔过，从晋国跑到秦国，又从秦国跑到魏国，在秦帝国的最后几年中，又从魏阵营叛逃到楚阵营，彻底完成“楚虽有才，实为晋用”的逆向转变。谈这些个，不算八卦，因为我们要想知道西汉的普通话说什么，就必须研究刘邦和他的那一帮大臣们的口语，考察户口就非常重要了。

刘邦出生在魏国地面上，但却喜欢楚歌楚语。刘邦的大臣们，也多是这样一拨人，楚不楚，魏不魏的，杂有蛮夷华夏之风。他们的口音，也是夹七杂八的。说一口椒盐普通话，虽不算是罪过，但严重的问题就在于——这帮人后来开创了西汉，更进而成为了汉民族的起点，他们说的话也就成为了最早的“汉语”。这就是俺们“汉语”的由来！历史，在一本正经的背后，有时也是很调皮的。

第一种被称之为“汉语”的语言，她爸爸是脱胎于“雅言”的魏语，她妈妈却是不正宗的楚语，汉代文学作品，受到“雅言”和“骚体”的双重影响。所以汉初的文学作品，常常有楚人常用的“兮”字。如:“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而古老的“兮”也成了汉语常见的语气词，近现代还有用的——比如说民国军阀，被称作“狗肉将军”的张宗昌的名句“大炮开兮轰他娘”。

汉朝干了许多重要的事情，深化了统一大业。秦始皇虽然统一了文字，但还没来得及统一语法句型文章格式什么的。这可不是小事。

高考作文，如果不规定基本的文体格式，是要出大问题的。你是写文言文还是白话文？绝句还是长短句？汉初的人写文章，不像明清民国的人那样麻烦，要考虑“之乎者也”有没有用错。他们和我们今天差不多，口语和书面语是基本一致的。在汉代，由“楚辞”发展来的“汉赋”一统抒情散文的天下，而实用文体则继承了秦文简洁明了的衣钵。从这一点上，我们也可以看到所谓“汉语”，其实是秦赋其形，楚赋其灵。用的是秦人定下来的“汉字”，说的却是“沛县方言”，写的是“骚体”和秦文。

大一统时代的语言与文字，虽然一直趋向于统一，但也并不是一成不变的。

文字作为一个相对固定的体系，其变化主要源于技术的进步和人们眼界的拓展，较之语言的变化要来得慢一些。比如说，让你用刀子在竹简上刻连笔，当然是种折磨，可是当你手里有了毛笔，那就不再是问题了，而且还显得简便。所以当毛笔被初步接受后，比篆书简便易写的隶书就出现了，而帝国的大一统，正好使得这一创造被广泛地传播和接受。而进一步，当人们能够熟练使用毛笔之后，其中的懒虫或是艺术家们会继续动脑子去简化或是美化书写，这样就出现了楷书与行书，但是还有些懒虫嫌它们麻烦，于是更简便的草书也登堂入室。一次技术上的大进步，将导致一系列相关的发展与进步，从而使人们的生活性前迈进一大步——但这可不意味着，所有的传统都会被推翻。

在刻简时代，顺着竹片或是木片的纹理刻字，当然比逆着刻要省力，于是大家都接受了竖刻，文字竖排便成了规范——这看起来非常自然也符合科学。可等到毛笔出现，人们还是坚持竖写（无论是在竹简上还是织物上），而且还是从右向左写，这就缺乏十足的理由了，这不但费力和缺乏效率（要把手腕和肘关节悬空），而且容易把右手的袖口弄脏。等到纸张发明，在书写上竖排右起的合理性已经完全丧失了，由上至下，从左向右的横排书写已经完全体现出了优势，可是华夏帝国的文化人对此嗤之以鼻，死活不肯接受——他们顽固地坚持传统，只肯在写对联横批的时候才破例。显而易见，在花费相同的时间和体力条件下，这种书写排版的方式所传递的信息量要小于其对手，但传统的惯性使得这些聪明人就是不愿意改变习惯——这就是帝国在前进道路上所付出的沉没成本之一了。

接下来再说文言与白话。所谓文言，就是指书面语言，而白话，则是指口头语言。秦汉之交的文言和白话，其区别还是不甚明显的。但再往后走，到东汉魏晋之间，日常用语和书面文字就开始出现分歧。东汉的郑玄就已经认为春秋战国的书籍有些读不懂了，而再往后，到刘宋的《世说新语》，作为当时口语的记录，和同时的文赋比起来，差距就已经相当明显了。

文言和白话的分离，有点像龟兔赛跑。口语和生活的发展是同步的，而文学语言的发展需要有相当长时间的积累，离起跑点越远，两者的差距就越大，最终达到两者无法相互联系的地步。从这点上看，文言是乌龟，白话却是兔子，而且是不会打盹的兔子，所以乌龟总是落后。在今天，一个有点文言文常识的人，就可以轻易读懂两千年前的《谏逐客书》；但即便是对古代语音有相当了解的专家，也难以用两千年前的古音把这篇文章读出来。从汉语发展的历史来看，每一次语音的大变革与词汇的大发展，总是出现在蛮族入侵或是民族大融合之后。这些入侵或是融合，加速了帝国社会中日常用语的发展，但对书面语言的推动却极其有限——那些连文字都欠缺的蛮族文化，还不足以影响华夏世界对《史记》之类经典的效法。一个生动的例子就是，在经历了几次大的蛮族入侵之后，传统的入声韵便已在元朝版的北方拼音方案《中原音韵》中消失，但元朝人写出的文章，仍然和前代相仿佛。一直要等到帝国时代结束之后，在另一个新时代里，才会有聪明人站出来，推动白话文的写作，从此口语与文学才又一次站在了同一起跑线上，其中的好处，相信大家都已经深有体会了。

然而再一次的文白归一，对于帝国时代的人们来说还遥远得很，于是那些书生们就免不了要头疼了，他们面对着一堆难题。

首先，如果他们要写文章去表述自己的思想，传统就会要求他们一定要使用“古时候”的语言，而不是用当下的白话去描述事实，否则就会被认为是没文化，所有的同僚都会瞧不起他。于是，他就必须刻苦钻研古人的语言和思想，而不是去钻研如何说好自己的语言和了解自己所处的时代，这样苦读出来的书呆子，常常便和现实社会中的生活产生了隔阂，当他们在台上之乎者也地讲大道理时，台下的听众们往往都在睡大觉。于是这个帝国从文化形态上被分裂了:上层的精英们使用着一种化石般的语言去统治国家，而下层的老百姓则是用另一种鲜活得多的语言去过日子。他们之间的距离越来越远，也越来越难以相互理解，他们不再能够像起初那样亲密无间了。皇帝和他的助手们常常会发现，即便是利国利民的伟大事业，他也很难通过劝说而获得子民的认真支持，于是他只好采取暴力威胁。而习惯了在鞭子下出工不出力的老百姓，对国家事务也越来越没有责任感——反正他们既看不懂公示牌上的布告，也听不懂书呆子们的演讲。他们很无奈地总结出自己的国家哲学:谁当皇帝，就给谁纳粮呗！当没有鞭子或是鞭子的力度比较小时，他们就倾向于磨洋工。而当这些老百姓中的某个人，因为偶然的机遇坐上皇帝的宝座后，他就会习惯性地觉得使用鞭子是理所当然，甚至更进一步，把鞭子换成刀子。一种权宜之计，一旦被人们习惯，就成为了难以被改动的传统。

而且，即便是精通化石语言的精英们仍然会有烦恼。他们常常吃不准到底该用哪个时代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思想，该简洁朴实好呢，还是雍容华丽好？不同的朝代有过不同的文风，深厚的积累不但给后代的书呆子们提供了学习资料，也提供了无尽的烦恼，让他们眼花缭乱之余，却不知道到底学谁好。他们拼命地效仿那些伟大的前辈，可是时代的差异注定了他们达不到那样的高度。于是，唐诗之后不再有唐诗，而宋词之后也不再有宋词，明清人虽然努力地效仿，但他们做得最好的还得算是时调和小说。

文学思想与表述方法也成为了帝国的精英们吵架的重要话题，这些书生们形成了许多派别，很少有不党同伐异的。越往帝国的晚期走，派别就越多，每一派别都有自己的师法，千篇一律地把一些鼎鼎大名的历史人物奉作祖师爷。于是这些本该去创造思想的人们，往往就在吵架中碌碌无为，白白地耗尽了自己的岁月。这个帝国的思想越来越少，口水却越来越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