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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埠通商与上海人特性的形成

2013年11月19日 07:58
来源:东方早报

  老上海街头,两个看连环画的儿童。

  老上海街头,两个看连环画的儿童。

熊月之

通商口岸的辟设,打开了中国的大门。一方面,外国军队、商贸、宗教势力纷纷进驻中国,掠夺中国资源,奴役中国人民。某些租界成为“国中之国”。另一方面,通商口岸客观上促进了西方现代文化、思想、观念在中国的传播,刺激了中国人的觉醒。

开埠通商的三个特点与

近代上海城市

所谓开埠,就是开辟通商口岸。拓展东方市场,是以英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列强向外扩张的内在要求与必然步骤。鸦片战争以前,中国对外贸易只限于广州一口,在广州又对外国通商活动作了种种限制,这远远不能满足资本主义列强的需求。1793年,马嘎尔尼使团来华,面见乾隆皇帝,所提要求之一,就是在中国增开通商口岸。嘉庆、道光年间,东印度公司又不止一次地派人到中国沿海地区打探情况,也不止一次地向中国提出增辟通商口岸的要求,均未果。鸦片战争以后,列强以武力强迫中国接受了包括开辟通商口岸在内的要求。

《南京条约》规定辟为通商口岸的是五个城市,即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与上海,合称五口通商。五口之中,厦门开埠最早, 1843年11月1日;其次是上海,1843年11月17日;再次是宁波、福州。广州在《南京条约》签订以后不久就宣布开埠,但由于广州人坚持反对洋人进城,直到1859年,广州沙面租界才基本议定。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按照不平等的《天津条约》与《北京条约》,中国被迫增开天津、汉口、九江、镇江等11个口岸。这样,通过两次鸦片战争,中国就开了16个口岸。以后,列强又逼迫中国开辟了更多的通商口岸。至1930年间,中国共开放77个城市作为通商口岸 。

说到开埠通商,有三点特别需要指出:第一,通商口岸并不等于租界。在一部分通商口岸,列强设有租界,而更多的通商口岸则没有租界。近代中国先后存在过26个租界,并不是所有通商口岸都有租界的。上海先是三个租界(英、法、美),后来英美租界在1863年合并为英美公共租界。汉口曾有五国租界,天津曾有九国租界。第二,租界并不等于殖民地,所有租界,无论是上海租界,还是天津租界、汉口租界,无论是公共租界,还是单管租界,土地的主权都仍然属于中国,租地者都要向地主缴纳租金。第三,并不是所有租界都是中外混处的,上海租界在开头八九年实行的是华洋分处原则,广州沙面租界自始至终实行华洋分处原则。一般说来,华洋混处的租界对华人社会影响较大,华洋分处的租界影响较小。

就上海而言, 1843年开埠, 1845年开始设立租界, 1943年租界在法律意义上收回,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完全被收回。西方列强依恃不平等条约,在治外法权的庇护下,将上海租界建设成对中国进行政治侵略、经济掠夺、文化渗透的大本营。另一方面,西方人将欧美的物质文明、制度文明、精神文明(伦理道德、价值观念、审美情趣)带到这里,将租界变成一块西方文化飞地,成为展示西方文化的一个窗口。这极大地开阔了上海人视野,刺激了上海人学习西方的热情,也有利于上海城市的发展。在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上海两租界与越界筑路地区,是上海城市的重心,其面积是华界市区面积的七八倍,上海城市的精华部分,无论是政治、经济还是社会、文化方面,均集中于租界。开埠以前,上海只是一个普通的沿海城市。开埠以后,人口持续增长。1875年,上海已是中国第三大城市,仅次于北京与广州。到1900年,上海城市人口超过100万,跃居全国第一。那以后,上海一直是中国第一大城市。1919年,上海人口已相当于苏州、重庆、香港、成都四个大城市人口的总和。1947年,上海人口相当于三个北平,或四个南京。至于在全国的经济比重更是高得让人难以置信。金融方面,1936年,外国在华银行总部全部设在上海,华资银行58家设在这里,占全国总数的35%。抗日战争前,除东三省外,外国资本主义对华出口贸易和商业总额有81.2%集中在这里,银行投资的79.2%、工业投资的67.1%、房地产的76.8%,都集中在这里。1936年,上海对全国各通商口岸贸易总值,占全国75.2%,1940年比重上升到88%。

就开埠与近代上海城市关系而言,人们已经说了千言万语,大概还有万语千言要说,但说得最为直接、简明、透彻的,是著名士绅李平书。他在清末便说过:

自通商以来,五洲万国莫不知地球上有此繁盛之区,而上海之名,洋溢乎泰西远东,更无论中国二十二行省矣。然当未通商以前,自元迄于本朝道光中叶,遥遥五百年,上海一县,亦如直隶之静海,浙江之临海,广东之澄海,其名不著于中国十八行省,更何论五洲万国乎?……在通商以前,五百年中,如在长夜,事诚无足称道;通商以后帆樯之密,车马之繁,层楼之高矗,道路之荡平,烟囱之林立,所谓文明景象者,上海有之。中外百货之集,物未至而价先争,营业合赀之徒,前者仆而后者继,所谓商战世界者,上海有之。然而文明者,租界之外象,内地则黯然也。商战者,西人之胜算,华人则失败也。

吾一言通商以后之上海,而为之愧,为之悲。愧则愧乎同一土地,他人踵事增华,而吾则因陋就简也。悲则悲夫同一人民,他人俯视一切,而吾则局促辕下也。要之,通商以来,“上海!上海!”其名震人耳目者,租界也,非内地也。商埠也,非县治也。岂非所谓喧宾夺主耶?抑非所谓相形见丑耶?(李平书《上海三论之一》)

一句话,没有开埠通商,就没有近代上海城市的突出地位。

开埠通商与包容特性

开埠通商,对于上海人特性形成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

关于上海人特性,学术界已经有了许多讨论,我以为最突出的是以下四点,即包容、争优、法治与爱国。

包容,一是包,海纳百川,这是从城市总体上说;二是容,宽待异己,这是从各个地域文化上说。近代上海人口八成来自全国各地,内以江苏、浙江、广东、安徽、山东、湖北、福建、河南诸省为多。这样高比例、多来源的移民人口,使得上海成为全国各地人口大拼盘,使得上海人口主客矛盾基本不存在。本地人口很少,外来人口很多,使得本地文化对于由移民带来的外地文化同化力不够,这为外地文化在上海立足、发展提供了难得的土壤。各地方人来到上海,并不像一把盐撒到水里,全无形影,而是结为一个一个小的团体,即同乡组织,包括前期的会馆公所与后期的同乡会。从晚清到民国,上海同乡组织少的时候有五六十个,多的时候有二三百个,他们是各地来沪移民的准政府,其作用既为移民所认同,也为上海地方政府、两租界管理机构所认可。他们为各地移民提供安排住宿、介绍工作、介绍婚姻、排解纠纷、防病治病、购置棺材、联络乡谊等服务,有的还提供从小学到中学的教育。广大移民,依托着会馆公所这一平台,将其原籍文化搬到上海,包括语言、饮食、服饰、戏曲、祭祀方式等。各地移民遇到麻烦事、开心事,首先想到的就是自己的同乡与同乡组织。上海地方政府或租界管理机构遇到事情,照例也会去找个同乡组织头面人物。小刀会起义、两次四明公所事件,都与同乡组织的作用有关。1897年小车工人举行抗捐斗争,反对租界当局加捐,问题的最后解决,就是由租界当局、上海地方政府与苏北同乡组织首领协商的结果。同乡组织联络、服务同乡的能力,与同乡人口规模之间存在一定的比例关系,江、浙、粤、皖等地移民人口较多,其同乡组织按县、府设立的就比较多;西北、东北等地在沪人口较少,其同乡组织就多按省或跨省设立。

说到包容,或许有人会说,上海人“看不起外地人”,“排外”,哪有包容的雅量!这种说法,其实是对上海人历史的不了解,是对上海人特性的不了解。1949年以前,上海没有严格的户籍管理制度。晚清时期,上海还没有户籍管理制度。民国时期,上海于1920、1924、1925年进行过户籍调查,但不全面、不精确。南京国民政府时期,1928年,上海进行过比较全面、细致的调查,但户籍与经济利益没有关联。汪伪时期,上海实行保甲制度,颁发市民证、居住证,但1945年以后,户籍管理又基本处于放任状态。上海人来的来,走的走,来了,住下,有稳定的工作,就是上海人。走了,就不是上海人。有的人来而复去,去而复来。因此,那时所谓上海人,本身就是流动不居的一群。最典型的例子有二:一是辛亥革命时期,各地谋独立之人尽为本地人,王金发等谋浙江,焦达峰等谋湖南,胡汉民等谋广东,于右任等谋陕西,唯独谋上海独立之人,无论是同盟会的陈其美,还是光复会的李燮和,都不是上海本地人。上海光复后,陈其美担任沪军都督府都督,从来没有人因为他是浙江湖州人而提出过异议。二是1921年中共一大在上海举行,毛泽东等代表长沙,王尽美等代表济南,董必武等代表武汉,他们都是各个省会城市所在的本省人,唯独代表上海、北京两城市的代表不是本地人。上海代表一是李汉俊,湖北人;一是李达,湖南人;北京代表是张国焘与刘仁静,都不是北京人。李汉俊与李达都在上海生活没几年,都是从日本留学归国的,作为上海代表出席会议,从来没有人因为他们的籍贯提出异议。这两个例子雄辩地说明,清末民初,无论是上海本地人,还是其他地方人,都有一个不言自明的共识,即上海是全国人的上海,不只是上海本地人的上海,就像北京是全国人的首都,不只是北京人的首都一样。既然如此,所谓上海人“看不起外地人”的说法也就无从谈起。

那么,所谓上海人“看不起外地人”、“排外”的说法从何而来的呢?

这一说法其来有自,酝酿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盛行于80年代。新中国成立以后,由于多种因素的综合作用,高度开放的上海,变成了相对封闭的上海;以商贸为主的上海,变成以工业为主的上海;充分市场化的上海,变成了高度计划化的上海,特别是1958年户籍制度的实行,迁出容易迁入极难,上海人口趋于固定化。国家实行“全国支援上海、上海支援全国”政策,看上去是对等的,互相支持,但是,全国支援上海的是煤、电、原材料、农副产品,低附加值,上海支援全国的是轻纺产品、高技术产品,高附加值,一辆永久牌、凤凰牌自行车,一台蝴蝶牌缝纫机,一套培罗蒙西装,可以换一大车农副产品。与此同时,上海对全国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以全国1/1500的土地,1/100的人口,提供了1/10的工业产值, 1/6的财政收入,而地方财政支出仅占全国的1/60。上海用于自身城市改造、发展的余地很小,住房紧张、交通拥挤、环境污染等城市病,极为突出,弄得上海人灰头土脸。这种情况到80年代达于极点。

上海户口被附加了很高的价值,上海产品与优质、精致、洋气联系在一起,上海人身份与聪明、能干、奉献联系在一起。这既催发了上海人服务全国的大局意识,强化了上海人高人一等的优越意识,同时,也使得上海人捉襟见肘,过日子不得不精打细算,半两粮票、假领头,都是这么出来的。内地人出差来沪,通常要带一长串购物单,或为己用,或留送人,从服装、皮鞋、手表到糖果、饼干,无所不有。以移民人口为主体的上海人,与内地、乡村联系本来密切,在内地、乡下的亲友相对多些,来客相对频繁。与此不相适应的是,上海人待客条件极差。客多容易生怨,频繁容易冷淡。于是,在一部分内地人眼里,上海人既精明,又小气,还傲气。

改革开放以后,特别是浦东开发开放以后,上海走到中国改革开放前列。上海对全国的人才需求空前加大,移民的闸门逐渐放开,先是蓝印户口,然后是按需引进。截至2012年底,上海常住人口已接近2400万,其中900多万是新时期从各地引进的。人们发现,青少年会说上海话的越来越少,以至于有些学者要呼吁保护上海话,这从一个侧面说明上海移民传统已经得到了很大程度的恢复。与此同时,上海城市面貌发生了巨大变化,上海人的居住条件、城市交通与生活环境也得了空前的改善,所谓上海人“看不起外地人”说法也就自行消解了。

由此可见,从历史长时段看,所谓上海人“看不起外地人”、“排外”的说法,都是计划经济时代的特殊产物。如果从开埠算起, 170年当中,最多占四分之一时间。

争优的社会风气

争优,追求卓越。这包括两方面内容,一是崇洋,崇尚、学习西洋先进的物质文明、制度文明与精神文明,二是勇于创新。

先说崇洋。生活在上海的外国人,来自世界各地,最多时超过15万。相当一部分西方人将上海视为自己的家园,住在这里,工作在这里,有些人甚至出生在这里。他们将欧美的物质文明、市政管理、议会制度、生活方式、伦理道德、价值观念、审美情趣,带到这里,使租界变成东方世界中的一块西方文化飞地。这对上海人产生重要而深刻的影响。上海人也曾抵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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