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鲜为人知的另类革命家

2011年10月30日 09:03
来源:东方早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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诚如余秋雨教授对作者说的:关于托派,如果你不写,别人不一定会写;而现在不写,也许以后永远也不会有人写了……而这些事,这些人恰恰是应该有人去关心去研究的。这正是《炼狱》一书的意义所在。

郑异凡

《炼狱——中国托派的苦难与奋斗》

吴基民著

[新加坡]八方文化创作室

2008年第一版

1952年12月22日,我刚进入复旦大学中文系不久,夜里淞庄宿舍的灯光突然大亮。第二天听说,抓了一批托派。那时候,根本不知道“托派”为何物,后来学习“马列主义基础”即《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才知道,这是帝国主义的帮凶走狗,是一帮杀人凶手。至于中国的托派,人们只知道党史上有一个“托陈取消派”,是领取日本津贴的汉奸特务。在国际共运史、苏共党史、中共党史,只要戴上托派的帽子,就等于反革命,必死无疑。后来看的书多了,知道托洛茨基并非被妖魔化的那样,而是十月革命的功臣,红军的缔造者,至死不渝的革命家。然而,关于中国的托派,仍然不甚了了。直至读到吴基民的《炼狱——中国托派的苦难与奋斗》,才稍微详细一点地知道在中国革命历史上还有一批鲜为人知的另类革命家——托派。

《炼狱》以简短的篇幅,介绍了中国托派的奋斗与苦难。它告诉读者中国托派的产生和历史演变,逐个介绍了托派的主要代表人物。作者不仅查阅了各种书面资料,而且亲自访问了一批劫后余生的托派人物,记录了他们的经历和所受的难以想象的苦难。这是一项抢救性的工作,为中国历史留下了弥足珍贵的资料。

中国的托派没有辉煌的业绩,更没有尝到过胜利的喜悦,他们的奋斗不为别的,而是为了信念,为了中国人的美好生活。

托派中有不少人是中国共产党的早期党员、领导人,甚至有像陈独秀这样的中共创始人,这些有共产主义理想的人,为什么又脱离了共产党,成为异端呢?

实际上,中国的托派是大革命失败的产物。中国的大革命是轰动世界的大事件,是孤立的苏联的希望所在。那些日子,苏联的《真理报》每天都在头版头条报道中国大革命的进展,把苏联的命运同中国大革命的命运紧紧地联接在一起。遗憾的是,大革命期间中共的行动是由远在万里之外的莫斯科遥控的,这种脱离中国实际的指挥肯定是要失败的。

列宁逝世前后,俄共(后来的联共)开始了激烈的党内斗争,起初争论只涉及党内民主、经济政策、历史问题等等,后来随着中国大革命的蓬勃发展,党内的争论发展为对中国革命的指导方针的争论,出现两派,一个是以斯大林为首的共产国际派,一个是已经开始在联共党内失势的托洛茨基派。中共遵循的是斯大林的方针,然而在此方针的指挥下大革命失败了。

中国共产党人开始总结大革命失败的教训,寻找失败的原因和摆脱困境的出路。有一批被送到莫斯科学习的中国留学生,他们在那里亲眼看到了联共内部的分歧和斗争,知道他们党内对中国大革命还有另一种主张——托洛茨基的主张,这种主张往往与他们的苦苦思索不谋而合。于是在这些学生中出现了支持托洛茨基观点的所谓托派。他们毕业后被遣送回国,也就把托派的火种带到中国。

在整个大革命过程中,托洛茨基不断批判斯大林的方针,要求中国共产党保持独立性,退出国民党,不要轻信蒋介石汪精卫,要有自己的武装,等等。所谓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路线,实际上就是斯大林的路线,被迫执行的陈独秀只不过是代人受过而已。正是在这种背景下,陈独秀一旦了解到托洛茨基的主张,立即加入托派组织中去,一些在中共担任高级职务的领导人也纷纷转到托派的立场。这时候托洛茨基在联共的党内已经失势,他的支持者大多被开除出党,有的遭到逮捕,有的遭到流放,他们吸引人之处不是权力,不是卢布,不是枪支,而是主张和思想。

本来所有这一切都是总结历史教训的问题,这是任何一个党遭到挫折和失败后都应当做的事,必须做的事,并不涉及什么派别问题。不幸的是,这是在苏联指挥下的革命,因此对革命的总结本身也不能摆脱联共自身内部的派别斗争。这样,总结经验教训就成了派别斗争。这场斗争的结果是中国出现了有组织的托洛茨基派。这个派别一诞生就注定要遭受苦难、磨难,打入万劫不复的炼狱的。第一,他们面对的是国民党政府一个接一个的剿共高潮。国民党哪能分辨出什么是正统的共产党,什么是托洛茨基派!它只知道,他们的目标都是要推翻国民党的统治,是搞共产革命的。因此在他们的牢房里关押的既有共产党人,也有托派党员。不过应当说,国民党没有看错,两者确实都是它的敌人。第二,他们要面对的是来自共产党的打击。当然,那时候共产党还没有执政,不可能动用专政的武器,但是凡是共产党的根据地,对托派或疑似托派是绝对不客气的。在日本人的占领区,情况同样如此。在夹缝中求生存,进行奋斗的托派的境遇可以想象。并且,他们一旦脱离共产党,也就意味着断了自己生存的经济基础,再也得不到苏联卢布的支持了。他们多数只能依靠卖文为生,并靠此提供所需的活动经费。陈独秀自己的生活已经够困难的了,但是还得拿出自己的稿费去支持托派的活动。在这种艰难的环境下,这些人坚持斗争,为的不是金钱富贵,而是实现自己的信念。他们相信自己的主张是正确的,相信自己奋斗的目标是能够实现的,他们是一群向风车挑战,同风车斗争的堂吉诃德。

在总结大革命失败的原因上,他们找到了比斯大林正确的主张,然而在中国革命的道路上,无论斯大林的主张,还是托洛茨基的主张都不切合中国的实际,都不能引导中国走向胜利。不过那时候毛泽东的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还在探索之中,没有形成。在这种情况下,出现各种认识和想法是很自然的,谁是谁非不是用革除教门的办法所能解决的。尤其是像陈独秀这样的大家,是有自己的独立见解的,否则也当不了“五四运动”的总司令,成不了共产党的创始人,他加入托派是同自己的经历联系在一起的。后来毛泽东要他公开承认错误,对陈独秀来说,这显然是无法接受的。认错悔过之类是从斯大林那里学来的。在列宁时期有过不少党内争论,争论完了,事情也就过去了,没有“悔过”一说。到斯大林时期,公开悔过是“犯错误者”必须过的一关。斯大林需要羞辱对手,只有这样,才能享受胜利的喜悦,才能使对方身败名裂,永世不得翻身!不悔过、不羞辱自己的也许只有两人,这就是托洛茨基和陈独秀!

帮派会社的传统是对外部敌人可以宽恕,甚至可以结盟,但对内部的“叛徒”必须严惩,必须清除,置之死地而后快。苏联对托派就是如此。托洛茨基失败了,先是被流放至边远的阿拉木图,然后是被驱逐出境,再后是多次暗杀,终于丧生在苏联特工的冰斧之下。罗织罪名是实施这些措施的舆论准备,斯大林一口咬定托派是“一伙暗害分子、破坏分子、间谍和杀人凶手组成的寡廉鲜耻的、无原则的匪帮,他们是按照外国间谍机关的任务进行活动的”。有了这些吓人的帽子,就可以格杀勿论了。上世纪三十年代托派在苏联已经被消灭得差不多了,在国外活动的托派已经断绝了同国内的联系,然而斯大林需要制造一个永存的假想敌,把国内所发生的一切坏事都同托派联系在一起。三十年代苏联的三大公开审判案都同托洛茨基挂钩,连被指责为右派的布哈林案也变成“右派和托派反苏联盟”,把曾经水火不相容的两派捏在一起。王明、康生用的也是这种伎俩,他们硬说中国的托派接受日本津贴、充当日本间谍。王明公然宣称:“反对托派不能有仁慈观念,陈独秀即使不是日本间谍也应说成日本间谍。”在王明占据领导地位的时期,托派这顶帽子是他排除异己的一个法宝,不仅真托派受到打击,而且一些与王明有分歧反对过他的人也被打成托派,例如在中山大学反对过他的俞秀松、董亦湘,八路军高级将领左权。

世界托派组织从成立时起,就不是一个统一的组织,内部派别众多。中国托派是世界托派组织的一个缩影,从建党之时起一直存在四派,无法真正统一起来。本来人数就不多,又分成四派,其战斗力可想而知。陈独秀1938年给托洛茨基的信中说:“这样一个关门主义的极左派小集团,当然没有发展的希望;假如能够发展,反而是中国革命运动的障碍。”这是对托派的非常清醒的评价。

中国托派的功绩与其说是革命斗争,不如说是宣传马克思主义。历来讲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一般只限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斯大林著作在中国的传播。实际上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是一组现象,十月革命后在中国一开始得到传播的只有列宁、布哈林、托洛茨基等人的著作,他们的著作被当作马克思主义来学习,那时还没有斯大林的事。托派中有不少精通外语的人才,在不能从事其他活动的情况下,就坐下来埋头翻译,不仅翻译托洛茨基的著作,也翻译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著作。精通多种外语的杜畏之曾担任斯大林接见中共领导人瞿秋白、周恩来等人时的翻译。他加入托派仅一年,1933年脱离了托派,专事教书和翻译,翻译了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列宁的《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普列汉诺夫的《战斗的唯物论》等几十本书。解放后他先后被关在上海的提篮桥监狱和北京的秦城监狱从事翻译工作,大概还“为反修斗争”服务过。刘仁静是中共一大的代表,建党的元老,是中国托派中唯一去土耳其朝拜过托洛茨基的人,他在1937年退出了托派,以后一直在国民党机关中工作。1950年发表公开声明,承认错误,此后主要从事翻译工作,《普列汉诺夫哲学选集》,就是他翻译的。郑超麟去世时讣告中给他的一个正式头衔是“翻译家”,他翻译过曾经作为中共党校教材的布哈林的《共产主义ABC》、托洛茨基的名著《俄国革命史》。1975年出狱后,还组织翻译了伊萨克的《托洛茨基三部曲》(中译名为《先知三部曲》)。托派在传播马克思主义中的作用是不应该被忘记的。顺便说一下,托派反斯大林,但不反列宁,不反马克思和恩格斯。这很有点像苏联持不同政见者梅德韦杰夫兄弟。

中国革命胜利后,斯大林对毛泽东还是不放心,担心毛是中国的铁托,是“人造黄油”,而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毛需要斯大林的支持,不但宣布“一边倒”,而且采取行动证明给斯大林看。1952年12月22日“大肃托”,一夜之间逮捕了一千多名托派分子,这大概是送给斯大林的一份生日礼物。这些被捕的托派被分别判处三年、五年、十年、十五年、二十年以至无期徒刑。还有黄鉴铜、郑超麟、尹宽和喻硕遗四人以“罪恶太大,实在无法量刑”而被挂了起来,一直被关押在监狱,成了实际上的无期徒刑!1972年,毛泽东指示释放所有在押的托派,但那时全国正处于混乱之中,一句顶一万句的最高指示并没有得到落实。1975年中共中央提议释放全部在押的国民党罪犯,这些反国民党的托派才搭上车,一起获得释放。获得释放并没有完全摆脱困境,除像郑超麟这样的少数人进入政协或文史馆外,多数人在政治上、生活上仍然困难重重。

中国的托派,如作者说的,是一些了不起的人,选择了一种信仰,一生无悔!他们奋斗过,牺牲过,并在历史上留下了自己的脚印。郑超麟在《人民日报》的通讯上看到,在白公馆、渣滓洞中牺牲的一位叫张露萍的烈士,是托派成员,不禁感叹道:“五星红旗上也曾有托派先烈的血!”然而参加托派成了他们的“原罪”,洗不清刷不白,一生背着这个沉重的包袱,在炼狱中煎熬,直至生命的终结。

本书作者吴基民访问了存活的一些托派成员如王国龙、周仁生、周履锵等,记录了托派的历史,诚如余秋雨教授对他说的:关于托派,如果你不写,别人不一定会写;而现在不写,也许以后永远也不会有人写了……而这些事,这些人恰恰是应该有人去关心去研究的。

这正是《炼狱》一书的意义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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