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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苏区中央局“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

2011年10月10日 09:48
来源:学习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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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3年3月12日中央苏区《红色中华》报,在报道中央局为纪念马克思逝世五十周年,广泛有系统地传播马克思所创造的共产主义,集中“党团、政府、工会的力量,创办一个大规模的苏维埃党校”——“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并将要在3月13日开学时,没有说这“中央局”是中央苏区中共中央局还是中共中央局。

要弄清楚这个问题,还得从当时中共中央领导和中共苏区中央局和中共中央局的演化历史说起。

1931年6月,向忠发被捕后,中共中央政治局由王明临时主持。9月间,因王明将赴莫斯科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的代表,周恩来将去中央苏区,共产国际远东局与中共中央负责人商议决定成立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以博古、张闻天、康生陈云、卢福坦、李竹声六人组成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博古、张闻天、卢福坦三人为常委,由博古负总责。1933年1月,因为白色恐怖日益严重,在上海难于立足,临时中央政治局即决定中央机关迁往中央苏区,博古、张闻天、陈云去中央苏区,康生去莫斯科,卢福坦被捕叛变,政治局委员在上海只留下李竹声一人,代表中央指导白区党的工作。当月,博古等到达中央苏区,召开中央会议,决定中共临时中央与苏区中央局合并,仍称“苏区中央局”,同时决定中央仍由博古负总责。“苏区中央局”到1933年6月才改称“中共中央局”。

《红色中华》报所说的决定“创办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的“中央局”,名义上还应该是中共苏区中央局。但是,这时中共苏区中央局因为已经与中共临时中央局合并,不是以前的那个中共苏区中央局了,这时中央苏区中央局,实质上已经是中共临时中央的中央局。虽然周恩来、任弼时他们的书记与副书记的职务还都在,但已不起主要作用。中央局许多会议都是由博古、张闻天主持,许多重大问题都是在博古、张闻天的直接主持下做出的。

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成立时的校址,在瑞金洋溪村,是三栋砖瓦房,四周有围墙,后又迁至沙洲坝的黄竹堪村的一个大祠堂和附近的民房。其先后负责人的情况,大致是这样的:

初成立时,校长是任弼时。1933年4月22日,中央局根据博古的提议,调任弼时去湘赣担任省委书记,免去任弼时的组织部长和党校校长的职务。党校的校长又改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宣传部长张闻天兼任,同时任命杨尚昆为副校长,董必武为教育长。原中共福建省委代理书记罗明,在反“罗明路线”斗争中遭到批判被撤职后,调到党校担任教务处长。因为杨尚昆当时是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总政治部副主任、红一方面军政治部主任,大约是在1933年六七月间,杨尚昆奉命随彭德怀率“东方军”入闽,不久红三军团政委滕代远被撤职,他又接任红三军团政委。杨尚昆离开后,中央又任命董必武为党校副校长。

1934年1月,中共六届五中全会和全苏二大后,由于张闻天去担任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的人民委员会主席,主要从事政府工作,董必武被选为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还被选为最高法庭主席、最高法院院长,主要去主持政府的司法审判工作,他们就不再担任党校的校长和副校长。党校的校长又改由中央组织局局长李维汉兼任,副校长由冯雪峰接任。冯雪峰是1933年底与成仿吾、贾拓夫一起离开上海来中央苏区的。他们到时正逢中央召开六届五中全会和全苏二大,成仿吾、冯雪峰曾被选为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的执行委员和候补委员。六届五中全会后,他们就被分配到党校工作。

李维汉、冯雪峰担任正副校长的一个有力证明,就是1934年9月,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的学生谢访的毕业证书,那上面清楚地印着校长罗迈(李维汉)、冯雪峰。

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的班次设置与课程科目及教员情况。

班次设置,学校成立时设有三种班次,(一)学习时间两个月的新苏区工作人员训练班,每班80人;(二)学习时间四个月的党、团、苏维埃、工会各一个班,每班50人;(三)学习时间六个月的高级训练班,每班40人。新中国成立后,湖南省副省长谭余保、浙江省高级法院院长吴仲濂,就曾经是学习时间为四个月的普通班学员。新中国成立后,曾任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副书记、东北局第一书记、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顾问委员会常委、副主任等职的宋任穷,曾任中共山东省委、福建省委、浙江省委、四川省委第一书记的谭启龙,还有朱明、唐天际等人,则是学习时间六个月的高级训练班学员。

学习课程,主要是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和党与政府各项建设的理论、经验及工人运动等。不同班次的课程是不一样的。总计课程的科目共有十一门,如党的建设、苏维埃建设、军事斗争理论和经验、工人运动、中共党史、西方革命史、历史、地理、自然科学常识等。学校还经常组织学术讲演,或组织学生到其它单位听学术报告。例如,学校本身就组织过《巴黎公社》、《中华苏维埃政权的现在与未来》的学术报告,分别由董必武和张闻天主讲。还组织过学生到全总执行局、红军学校俱乐部,听唐开元、博古所作的《劳动法》、《目前红军建设中的几个基本问题》的报告。

学校的教员,一是学校的领导和专职教员,如任弼时、张闻天、杨尚昆、董必武、罗明、李维汉、冯雪峰、成仿吾等都讲课,而且讲的不止一门。另一方面,就是请当时中央领导人兼任。如请毛泽东讲苏维埃运动;邓颖超讲中共历史;陈云、刘少奇讲中国职工运动史;顾作霖讲少共史;朱德讲军事斗争;徐特立讲地理和自然科学常识等。此外,博古、周恩来、刘伯承、瞿秋白等也都到党校讲过课。有材料说,1934年3月18日,中央苏区还曾出版发行过苏维埃党校编写的《中国革命基本问题》一书。我还见过油印的上面盖有“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印章的李维汉关于党的建设的讲义和朱德关于游击战争的讲义。看来,当时学校的课程,还是具有相当高的水平。

据《红色中华》报道,1933年6月14日下午3时,党校原计划学习两个月(实际上学了三个月)的新苏区干部训练班举行毕业典礼。地点是借的工农剧社大厅,到会有各机关团体代表和党校学工人员数百人,气氛十分热烈。会议主席、少共中央局、中央政府、全总执行局、红军学校代表均有热烈的致词,致词中表示新苏区干部训练班虽只有两个多月的学习时间,但由于中央局、中央政府的积极领导和同学们的学习热忱,他们已经了解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相信并希望他们能把这些学到的理论运用到实际斗争中去,领导千百万工农劳动群众为苏维埃政权而奋斗到底。同学代表在答词中表示,一定要用学到的理论去武装广大工农群众,深入开展阶级斗争,巩固苏区,开辟新苏区,扩大铁的红军,为争取革命战争全面胜利而斗争。最后,工农剧社还上演了他们新编的反帝剧,演了纪念“五一”、“五卅”的活报剧助兴。这次党校举行的第一次毕业典礼,给毕业的同学和在校的同学均留下极深印象。

党校原计划学习四个月的班级,其学习时间实际上也延长了一个月,到 1933年8月13日才毕业。同时毕业的共四个班,150余人。《红色中华》对这四个班的毕业也有报道。副校长董必武曾在毕业典礼大会上致词。他说,同学们在我们第四次反“围剿”胜利,又将要进行第五次反“围剿”这一历史转变的紧急关头举行毕业典礼,具有极重大意义,每个人都将肩负着最光荣的任务。他还在会上宣读了前副校长杨尚昆从前方发来的电文,热烈欢迎毕业班的同志能到红军中来,以加强红军中党的骨干,彻底粉碎帝国主义国民党的第五次“围剿”。这第二次毕业典礼上,少共中央局、中央政府、全总执行局代表也均有致词,希望毕业的同学能成为党的坚强干部,领导工农群众粉碎敌人新的“围剿”,为争取苏维埃在全国的胜利而奋斗到底。毕业同学代表致诚恳而热烈的答词,表示绝不辜负党和政府以及同志们的希望。

党校原计划学习时间为六个月的高级训练班,因1933年“五一”前,出发到各地参加纪念“五一”的活动,7月间又停课一个月,到粤赣省会昌筠门岭学习,学习做基层政权的实际工作,他们的学习时间也延长到1933年12月12日才毕业。

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这三种类型的班次学生毕业之后,是否还继续招收这种类型班次的学生,以及在他们毕业之后,学校的学生状况均不清楚,但如前所述到1934年9月,学校还有学生毕业。另外,1934年4月在瑞金成立沈泽民苏维埃大学,到达苏区不久的瞿秋白任校长。7月间,苏维埃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又决定将沈泽民苏维埃大学并入党校,党校还曾为此发过启事,征求合并进来的“苏大”同志们和党校历届毕业生对改进工作、教学等方面的意见。因为第五次反“围剿”的形势吃紧,中央已在考虑战略转移的问题,这件事可能实际上并没有什么具体的作为。李维汉在谈党校参加长征时就根本没有提及这件事。

关于党校学工人员参加长征,李维汉在《回忆与研究》(上)中是这样说的:“1934年10月,党中央和中央红军开始长征,董必武、成仿吾、冯雪峰等党校的干部参加了长征。党校的一部分学员和由地方调来准备创立新苏区临时放在党校学习的干部,也参加了长征。这部分人员处理工作是我负责进行的。处理原则主要是两条:一是个人能力能否胜任新区工作的需要,二是身体情况能否适应长期行军的艰苦生活。参加长征的教职员和学员都编入中央军委第二纵队的干部队。”李维汉在这里并没有说与“苏大”合并之事,顶多是这部分临时放在党校学习的干部有可能是从“苏大”来的,但这也是一种推测。

长征开始后,党校参加长征的部分干部与学员,和红军大学步兵学校组成中央纵队干部团。由步兵学校的陈赓担任团长,党校的宋任穷担任政治委员。在长征途中,干部团一直担负着保护党中央的任务。

党校随中共中央和红一方面军参加长征后,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这一历史阶段,自然也就结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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