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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苏区中央局党校(上)

2011年09月26日 09:07
来源:学习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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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苏区中央局是 1930年中共六届三中全会之后,当年10月由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决定成立的。当时决定由项英、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朱德、吴振鹏、余飞,再加上当地两人组成中共苏区中央局。以周恩来为书记,由项英暂时代理。

1931年1月,项英到达中央苏区的黄陂小布,正式宣布中共苏区中央局成立,项英为代理书记。3月,中共中央次定由任弼时、王稼祥、顾作霖组成中共中央代表团前往中央苏区,代表中央负有全权处理中央苏区的问题。4月,代表团到达中央苏区,5月代表团离开部队,与项英一起在永丰县龙冈主持中共苏区中央局的日常工作。

关于苏区中央局党校,1931年4月《中央关于苏区宣传鼓动工作决议》曾提出:

在各苏区中央分局所在地,必须设立一个以上的党校,培养党、苏维埃与职工会的中等干部,要造成苏区以后把工农干部送给中央的前途,而不是专由中央供给苏区。必须把干部的培养,当做是苏区各中央分局中心任务之一……关于这学校的计划,应该是三分之一为军事训练,三分之一为实际工作的常识,三分之一为政冶经济的常识。

1931年7月8日,中共苏区中央局向中央报告中提到:第二次“围剿”战争胜利后,苏区中央局机关已有固定地点,组织部和宣传部正在建立工作,《战斗报》已出版,党训班已开学。这个报告还提到:苏区中央局“只有弼时、稼祥、项英三人,毛泽东、朱德、周以栗、彭德怀、林彪等均在前方,陈毅担任赣南特委书记。”苏区中央局“人手甚少,连技术工作都成问题”,吁请中央派干部以健全中央局机关及各地党部工作。这里所说的“党训班”,其地点应该是在永丰龙冈,是否与后来在瑞金成立的中央局党校有关,现在尚不清楚。

1931年6月,中共中央总书记向忠发被捕叛变,9月,陈绍禹(王明)将赴莫斯科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周恩来将去中央苏区,陈绍禹提出秦邦宪(博古)进入中央并负总责,商议由秦邦宪、张闻天(洛甫)、康生、陈云、卢福坦、李竹声六人组成临时中央政治局,随后报告共产国际并得到批准。

1931年9月,中央苏区第三次反“围剿”胜利后,中共苏区中央局由永丰东固移至瑞金叶坪。10月,中共苏区中央局致电中共临时中央,提出中央局代理书记项英在解决富田事变及反“围剿”中表现不好,工作能力不够,丧失信仰,建议以毛泽东为代理书记并得到中共临时中央的批准。11月初,在中共苏区中央局组织领导下,在瑞金叶坪召开的中共中央苏区第一次党代表大会(赣南会议),又不点名地批判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在土地革命中执行的“富民路线”是“狭隘的经验论”。这次大会遵照中共临时中央的指示“中央局是中央在苏区的代表团,代表中央领导苏区一切工作”,“负责领导党的大会和苏区大会”;地方“对于中央局的成分无任意变更之权”,没有进行选举;中央局的领导仍是原来的人员,即由将到苏区的周恩来,已在苏区的项英、毛泽东、任弼时、王稼祥、顾作霖、邓发、朱德八人组成,以周恩来为书记;在周恩来未到之前,由毛泽东代理书记。

接着,11月7日至20日,由中共苏区中央局组织领导在瑞金叶坪举行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选举毛泽东、项英、张国焘、朱德、周恩来、任弼时等63人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宣告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中央执行委员会选举毛泽东为执行委员会主席,项英、张国焘为副主席,委任朱德、彭德怀、王稼祥等15人为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朱德为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王稼祥、彭德怀为副主席,王稼祥为总政治部主任。决定以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统辖中华全国红色海陆空军。中央执行委员会还决定,在执行委员会下设人民委员会,以毛泽东为主席,项英、张国焘为副主席,王稼祥为外交人民委员,朱德为军事人民委员,项英为劳动人民委员,邓子恢为财政人民委员,张鼎丞为土地人民委员,瞿秋白为教育人民委员,周以栗为内务人民委员,张国焘为司法人民委员,何叔衡为工农检人民委员,邓发为政治保卫局局长,12月1日发出布告正式开始办公。

全苏一大后,1931年12月底,周恩来由上海经由闽西到达中央苏区首府瑞金。据《任弼时传》称:“周恩来到中央苏区就任中央局书记后,任弼时为副书记兼组织部部长和中央局党校校长,顾作霖任宣传部部长兼少共中央局书记,临时中央政府系统的人事没有变动。”

据 1933年初进入中央苏区的杨尚昆、李维汉的回忆:中央局党校的“原校长”、“首任校长”是任弼时。他们在原苏区中央局党校后改称为“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 后,曾先后担任副校长或校长。他们的回忆应当是可信的。

1950年任弼时逝世时,王震曾写过《悼念任弼时同志》的文章,内称:“我是出席这次代表大会(指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湘赣边区代表团的支部书记,幸运地第一次和您会面。您向我详细地询问了湘赣边区的工农群众和红军的斗争情形;您以布尔什维克的组织家和教育家的高度热情,把我们出席全国工农兵代表大会的代表化为一个训练班,您替我们拟出代表团的学习计划日程,有毛主席、朱总司令以及其他的同志的讲课,其中有您亲自讲授党的建设。”20世纪80年代初,我们撰写《林伯渠传》时,中央决定要王震最后审定稿件。我们传纪组曾多次到他家中给他读《林伯渠传》稿本,我曾当面听王震说过,全苏一大后,他曾到瑞金党校学习。王震1950年的回忆,似乎也可以证明任弼时担任过中共苏区中央局党校校长或管理过党校。

但奇怪的是,关于中共苏区中央局党校只看到回忆的材料,却看不到历史文献的记载或者当时文字的报道。1931年12月11日创刊的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的机关报《红色中华》,对当时的红军大学和各种训练班都有过许多报道,甚至对当时的护士训练班都有所报道,可是却看不到有关中共苏区中央局党校的任何报道。我还查过当时中共苏区出版的《实话》《斗争》等刊物,也是如此。中央文献室主编的《任弼时传》和《任弼时年谱》,多次说到苏区中央局党校,也未引用任何原始的文献记载,很可能他们也未见到原始的文字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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