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武帝时，却是把法家的性格完全暴露无疑。武帝好法制，以严刑御下，尊用酷吏。地方官员承袭此风格，治下多残暴，逼得百姓以身试法，相聚为盗。大群至数千人，攻城夺邑，释放罪人，杀死太守。小群也有数百人，劫掠乡里，阻断交通。始皇帝干过的事，武帝也变者法再做一遍。（《通鉴》卷21）。《汉书·刑法志》总结武帝一朝的刑狱情况说：“律、令凡三百五十九章，大辟四百九条，千八百八十二事，死罪决事比万三千四百七十二事。”文书盈于几阁，工作人员看都看不过来，于是郡国刀笔吏上下其手，因缘为市，让你活死罪也得活，让你死活罪也得死，议者咸冤伤之。这和秦末太像了。大家知道项伯和张良为什么关系如此的铁么。那是因为项伯一次杀了人，作为好朋友的张良通过关系，帮他疏通了一条命回来。幸而有中兴之主的汉宣帝，励精图治，把王朝的车轮拉回到正轨上来，才避免了怒水吞舟。但政治性格上依然遵用法制。

汉武帝不喜欢戾太子刘据，性格仁恕温谨，对法治颇有异议，武帝认为刘据缺少材能，不象自己，关系就有所疏远。武帝用法严刻，多任用酷吏；而刘据宽厚，多有平反，虽然得到百姓的拥护，但执法大臣心里很不痛快。舅舅卫青一死，刘据没了外家庇护，一些大臣乘机中伤，因此，太子便誉少毁多，终于巫蛊案发，父子兵戈相向，刘据兵败自杀。而宣帝亦有“乱我家者太子也”之叹。

宣帝太子刘奭“柔仁好儒”，提起他的老师，却比元帝的名气还大，便是在《三字经》中提到了疏广疏受两父子（有说是叔侄关系）。父亲为太傅，儿子为少傅，同做太子的老师，位二千石。疏广字仲翁，今山东苍山西南兰陵镇人，治《春秋》之学。元康三年（前63年）四月，疏广对疏受说，我听说“知足不辱，知止不殆”，现在我们官做到二千石，算是官成名立了，如果不急流勇退，将来恐怕会有不好的事情发生（惧有后悔）。父子即日称病，提交辞呈，当时叫乞骸骨。宣帝也是成人之美，皆许之，加赐黄金二十斤，太子赠以五十斤。疏氏父子有此识见，在朝为官人缘估计不坏。回乡那天，公卿故人设阻道，张供东都门外——这是古人的风雅，设阻道表示挽留与惜别，还饮离别酒，唐朝的霸陵折柳即是此意。前来送行的小车达数百部之多，路上的行人都感叹，“贤哉二大夫。”

却说父子俩回到乡里后，却不拿皇帝、太子赏赐的钱为子孙置产业，天天花钱办酒席，宴请族人故旧宾客，与相娱乐。好心人就劝他，也应替子孙想想，办个房地产公司（田产）之类，好钱生钱。疏广却不愿意这样做，他说，我并不是老糊涂了不懂得顾念后代，只是现有的旧田庐，子孙只要肯经营，吃穿用度管够。现在再给他们添置财产，只是增长他们不劳而获、坐享其成的惰性罢了。“贤而多财，则损其志；愚而多财，则益其过。”况且一个人太富了容易引起别人的忌妒，我虽没有把他们教育好，却也不想增加他们的过失。再说这些钱是圣主赏赐给我养老的，我乐与乡党宗族共飨其赐。大家也就心服口服得不得了。

有这样明智的老师，刘奭的志趣便可想而知，自然对宣帝的“所用多文法吏，以刑绳下”也有些微议了，再加上大臣杨恽、盖宽饶因言语不谨而见杀。因此借侍燕之机，从容言陛下持刑太深，宜用儒生。宣帝作色说：“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用，柰何纯任德教，用周政乎。且俗儒不达时宜，好是古非今，使人眩于名实，不知所守，何足委任！”从宣帝的这一番话我们就深可佩服疏氏父子的识见之高了。《周易》说“知几其神乎。”知道做事情的火候时机，那是神仙的本事。宣帝于“独尊儒术”之后，对儒士依然感冒。

而“本以霸王道杂之”一语，道破机关，点明了汉朝的历史性格，霸道在前，王道在后，看重法制重于儒。往后的历代亦以因之，都是用这两条腿走路，直至清末。尽管花样会有不一样，比如唐时的释道，明初的兼用老，但万变不离其衷，终是亦法亦儒的张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