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曾告诫郭沫若，不要对秦始皇妄加批评。毛泽东亦以领导者的胸襟对始皇帝的施政抱有同情。这正如明朝的朱元璋，尝对人说，我以前对刘邦的迁天下豪族巨室于关中这一政策很不以为然，现在看来他是对的（朱元璋也施实了同样的政策）。个中情缘，只有他们作为过来人才知道，他们没明说，作为一介布衣，我们也不易理解。但有一点可以肯定，秦始皇推行酷政，是不得已而为之。

为什么如此说呢？秦灭六国，天下刚一统，虽收了天下兵器铸成金人十二，可是人心不可能也如此融铸在一起，那些六国之后，包括贵族，无时无刻不在想着光复，想着复辟。陈胜起事，他们用项燕作号召，因为项燕为将数有功，爱士卒，对于他的自杀，楚人很可怜他，自然也是很想念的了，此即一例。博浪沙一击，张良一锥，险些把始皇帝送上老西。始皇帝盛怒之下，大索全国，政策就不可能不偏。因此，可以说，始皇帝是防范于未然而过了头，把法制推向极端，最终激起民变。而帝国制度的某些不完善处，却是激起陈胜武广起义的首因。秦统一六国后，依然沿用六国时百姓义务戍边三天的政策。战国时代国家规模小，方圆百里便算是大国，戍边自然不是件苦事，往返时间也短，随身所带的粮食不必太多。但陈胜他们却要从河南走到河北的渔阳戍边，虽也是三天，却要花费大量时间走路，所带的粮食往往不够吃，（《汉书食货志》“发闾左之戍，男子力耕不足粮饷。”）再加以雨天，按秦律失期又当斩，至而一夫发难众庙隳坏，全部玩完。

西汉承秦之弊，刑法有所宽缓，但依然实行的是法制，再宽缓也是法。建国之后，“三章约法”不足以“御奸”，已不能适应形势发展需要，因而有萧何九章律。刘邦在稳定政局上的用心，是沿用始皇帝的那一套心路的，我以为这也就是臭名昭著的“挟书律”，之所以直到汉惠帝四年才废止的最重要原因。从刘邦对蒯彻、丁固的不同态度上可以看出来。

蒯彻即蒯通，是秦汉之际著名的辨士，继武涉之后于公元前203年策反韩信独立、三分天下的就是此人。韩信谋反被诛前，叹息说，悔不该当初不听蒯彻之言。吕后把韩信的临终遗言告诉了征陈豨回来的刘邦。刘邦自然不费吹灰之力就把蒯某人缉拿归案。蒯彻在回答刘邦的质询时，竟然毫不隐晦真相，承认确有其实，然后还叹息说，韩信这坚子不听我的话，以至身败名裂，如果听从我的计策，陛下安得而夷之乎？刘邦一听大怒，不怒才怪，要把他扔进开水里煮了。蒯彻大呼其冤。上曰：“若教韩信反，何冤？”对曰：“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本事高、手脚麻利者先得焉。盗跖养成的狗朝尧狂吠，并不是尧不仁义，而是狗固吠非其主。当时，我只知道韩信，并不知道陛下。况且当时天下英雄锐精持锋，想当皇帝的太多了，只是力所不能罢了，陛下又怎么能杀得尽呢？”刘邦想想，有道理，于是放了他，算是不负辨士盛名。（《通鉴》卷12）

丁公就没此好运气了。丁公名固，秦末薛人，是著名游侠季布的舅舅。按说丁公对刘邦是有大恩的。楚汉相争时，刘邦出奇轻易地占领了楚都鼓城，却又神奇地被回军来援的项羽击败。在刘邦溃逃的过程中在后面死命追赶的就有丁固，另一个是赖畸。因此上演了一出刘邦的残忍戏。刘邦本想借逃亡之机，顺便过老家沛县把妻儿老小都带上，但一打听，他们得知刘邦战败，先溜了。刘邦只得自顾逃命，不想在路上遇到了儿子刘盈和女儿鲁元，真是意外之喜，于是父子三人团结一致的逃跑。然而丁固的轻骑着实快，眼看就要被赶上了，刘邦残忍地两次把一对儿女推下车，以减轻车的重量好逃得快些，却两次被给刘邦当司机的夏侯婴救起，这才有了后来的汉惠帝和鲁元公主。追兵实在逼得紧，刘邦不得已，只好下车短兵相见。斗勇刘邦肯定不行，形势渐渐敌不过丁固。也是刘邦，边打还会边想阴谋鬼计，就对丁固说：“你我都是好汉，为什么一定要互相克厮杀而分出胜负呢？”丁固按现在话说肯定是个很好面子的人，一听此话，认为刘邦看得起自己，因此放了刘邦一马，这才捡了一条命回来日后坐龙椅。刘邦称帝后，丁固来见。刘邦在军营中当众中宣布丁固为臣不忠，是使项王失掉天下的人。立即把他杀了。刘邦是不想让后人也学丁固的反覆。（《通》卷11）司马光对此有很长一段评论，并且上升了理论高度，认为汉家天下四百年，全赖此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