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利用又来了，但是这一次他的精神面貌显然和上次大不一样，道理很简单:国防部是外交部的腰，这一次他是先挺直了腰再去的。当然这么大的事情也没那么简单，曹利用还是跑了好几次才勉强谈成。

刚开始又谈不拢，辽方派左飞龙使韩杞和曹利用一起回到宋行廷继续谈判。韩杞非常恭敬的跪献国书，但再次申明谈判的前提是归还契丹帝国的关南瀛、莫二州国土。宋廷议后一致认定关南已经久属大宋，决不归还，最多给点钱了事，并准备以此答复。这时宋廷才发现一件很尴尬的事情，由于和契丹帝国打了几十年的仗，其他国家又都是小国，宋人已经忘记怎么和别国平等交往了。所幸翰林学士赵安仁依稀记得国书的体制，写了一封答复辽方。

曹利用和韩杞拿着国书回到辽帐，辽方觉得他很不耿直，说必须要归还关南之地。曹利用假装哭丧着脸说:“北朝（辽）兴师动众，如果是希望南朝（宋）给点钱，还可以谈谈。”契丹人一看他不是很强硬，立即就泄露了己方底线，政事舍人高正遽道:“我国此番大举前来，本就是为了收复关南之地，如果不能的话就太吃亏了！”曹利用确实是个外交高手，很善于把握节奏，此刻又突然强硬道:“我奉命而来，并不怕死，我就这个条件，如果北朝不怕后悔，恣意索取的话，关南之地取不回，兵也罢不了！”宋使的突然强硬，给契丹的孤儿寡母心理沉重一击，无奈答应只收一点钱了事。曹利用假装大方给每年绢二十万匹、钱十万贯。契丹遣右监门卫大将军姚柬之与曹利用回宋廷献国书。

契丹人在外交场上确实要吃点亏，写好国书之后才发觉成书太草率，只写了个“同意只收钱”，还有很多重要事项没有说明，又不好意思再开口，最后只好请熟人王继忠找到曹利用补充条款。“只收钱”是不行的，还要约定宋辽为兄弟之国，永不交兵，宋帝国不再在边境上修筑运河堡垒。曹利用又假装大方的答应下来，他和姚柬之回到宋行廷跪献国书，这一次的国书虽然答应了曹利用提出的条件，但是还在责怪宋方没有遵守当初王继忠和他约好的条件。契丹人真是憨直得有点可爱，那是辽军占据优势的时候提出的条件，现在形势相易，怎可能还要遵守？

景德元年（辽统和二十二年，西元1004年）十二月（按西历计算已在1005年一月），两国正式签订和约，内容大致为以下几点:

一、宋帝国继续占有关南瀛、莫二州的国土，不归还给契丹；

二、宋辽约为兄弟之国，宋真宗年长为兄，辽圣宗年幼为弟，后辈以此类推。兄弟永不交兵，宋帝国不再在边境上修筑堡垒、运河；

三、签订国际刑警协议，不再收容对方罪犯，接受叛降；

四、宋帝国每年赐给辽帝国绢二十万匹、钱十万贯，共三十万，称为“岁赐”（后改称“岁币”）；

五、开放互市，消除贸易壁垒。

由于这个和约在澶州签订，澶州古名澶渊，唐朝因避唐高祖（李渊）讳改名澶州，故史称《澶渊之盟》。关于这个和约后世有许多大相径庭的评价，也是本书需要说明的重点之一。

总体而言，后世对此和约的评价颇高，认为是一个双赢的结局，贫穷的契丹帝国获得了一份稳定的收入，而宋帝国则了却了最大的边患，为仁宗朝的文治巅峰创造了前提条件。在接下来一百多年的和平时期内，宋帝国创造了人类历史上后人再难比肩的灿烂文明，并且成功的从中古世纪向现代社会转型，极大的拉动了地球人类文明高速向前发展。

但是也有一些反面的评价，尤其是近年来狂人频现，《澶渊之盟》又作为宋朝“文弱”的一个证据被反复提起，这些人针对和约的几条依次有以下观点:

一、无视宋帝国占据了契丹帝国的关南之地没有归还，或者称之为是契丹帝国向宋帝国归还了攻占的国土；

二、《辽史》上讳言辽圣宗当了小弟弟，巧妙的称萧太后当了叔母，现代某些人对这种提法非常推崇。同时罢兵自然也是宋王朝“文弱”、“怯战”的表现；

三、这个没什么好说；

四、中央王朝向少数民族政权“纳币求和”是非常丢脸的事情，是宋朝怯战的表现，大加鞭挞；

五、说法也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