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30年:从凋敝禁锢走向开放复兴

——专访人大国学院副院长袁济喜教授

近年来，“国学热”成为了一个难以忽视的文化现象，各类媒体上涉及国学的栏目屡见不鲜，众多高校开设国学类专业或相关课程，国学研究机构纷纷组建，书店中国学类书籍持续热卖，古典戏曲进入中小学课堂，一些重要传统节日被定为国家法定假日，这一切都在说明，传统文化已经越来越清晰地呈现出勃勃生机，更关键的是，国学已渗透到学术研究与生活当中，重新回到中国人民深层价值观中。民族文化是国家自立之根基，随着今日中国综合国力的提升、民族自信心的增强，重拾经典、振兴国学，已经表现出历史的必然性。近日，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副院长袁济喜教授接受了本报专访，讲述了国学在改革开放前后历经磨难而生生不息的历程，介绍了改革开放以来国学取得的成就，并对国学的未来发展表达了由衷的期望。

“厚今薄古”:让国学几乎销声匿迹

记者:近年来，人们对传统文化的重视有所升温，出现了“国学热”。请您首先回顾一下，改革开放以前，国学是一种什么样的状态？

袁济喜:中国的国学在当代中国的命运，可谓一波三折。建国以后，一方面我们对中国固有的学术文化进行了新的研究，在教学上也加入了古典文化的内容，做了很多古典文献资料的整理工作；另一方面，由于过多地受当时政治因素的干扰，由于“厚今薄古”指导思想的偏颇，“五四”的“全盘西化”的思路又重新被引申到了相反方向的极致，国学作为一门系统研究与阐释中国传统学术的学问，并没有获得应有的地位，而是几乎销声匿迹。当时，我们一度在观念上受到前苏联的影响，对待传统文化是有所偏执的，出现了一些以政治批判代替学术批判的不良事件。比如批判《海瑞罢官》、评《水浒传》等等，都是在将思想文化问题政治化，用“道统”约束“文统”，以简单的行政干预来代替学术和文艺争鸣。这些客观上对国学、对传统文化造成了伤害。国学在“文革”中更是受到整体的打压，传统文化和国学一概被纳入到“封资修”的范畴，要“全面扫除”。“文革”造成了十年浩劫。所谓“文化革命”就是革传统文化的命、革人类先进文化的命，同时把传统文化中一些非常不好的东西，像文化愚昧主义等都加以复活。传统文化中一些人道的、先进的、开放的精神都被取缔了。进入新时期之后，国学才获得了复兴的条件。

记者:当时人们是怎样认识“国学”的呢？有“国学”这个提法吗？

袁济喜:那时根本不让提。1952年院系调整，没有国学院、国学系，都是按西学的学科分类。西学一统天下，而国学一直受到整体的打压，根本不可能存在。近代的国学大师都被认为是封建遗老遗少，被列为重点批判的对象，像王国维被认为“复古”，陈寅恪被当成“遗老”，梁启超被当成是“保皇派”等等。从学科内容来说国学是被肢解了，被划分为西学的各个学科。

记者:这时候的国学研究是一种“万马齐喑究可哀”的面貌吗？

袁济喜:新中国建国后，无论是在文化的建设还是在教育事业的发展上，都比旧中国取得了显著的成绩；但另一方面，由于我们对传统文化一直抱着“厚今薄古”的态度，因而传统文化无论是在价值评估，还是在传播方式上都受到了巨大的冲击，处于困境之中。我们在文化观上的认识偏差，是造成其被忽视的重要因素。对于中国古典文化，人们往往忽视了其反映我们民族共同的审美心理的一面，忽略了其超越性、共时性的一面。在剧烈变动的年代，有些人对文化上的问题采取了以政治定夺的手段。那些标榜“反传统”的认识实际都未能跳出“伦理——政治”一体化的模式。由于受到这种模式的影响与支配，一方面对传统文化采取实用功利的评价，另一方面往往在“厚今薄古”观念的指导下，自觉或不自觉地加以切断。

但是，用“万马齐喑”来概括也是不准确的。解放之后，我们对传统文化还是做了很多具体的古籍整理、出版的工作。比如当时成立了国务院古籍整理委员会，即便是在“文革”当中，还有由顾颉刚主持的二十四史标点本的工作。这个工作是很了不起的，今天也很难达到或超过这样的水平。这些都调动了当时能够利用的最好的专家，投入的力气比现在要大。另外，还用推陈出新的思路，对有些传统戏剧进行了改造。有些改造是必要的，而且确实是可取的。因为旧时戏剧为了生存，难免有些低俗的内容。把这些低级庸俗的、无聊的东西带到新社会也不适合。所以我认为这些方面都取得了很大的成就。解放之后的高校，如北大、复旦、人大等，也培养出了一批优秀的研究古典文化的专家。但是，由于“厚今薄古”根本理念的偏执，浅陋的实用主义造成了对传统文化的不尊重。整个人文社会科学的理念都受到前苏联的影响，受到教条主义的影响，都是封闭性的。所以看待传统文化时，必然会有一些偏颇。国学是整个人文社会科学中的一部分，“覆巢之下，安有完卵”。所以传统文化包括国学在内，不能不受到严重的打压，无法生存。

“文革”期间，国学受到摧残，一方面导致很多人对传统文化的偏见，认为中国传统文化都是毒草；但另一方面，客观上也促成了人们对传统文化的热爱。我曾写过一篇文章，叫《禁书年代读禁书》。像《红楼梦》《三国演义》《西厢记》等，当时是绝对的禁书。但依赖于解放前的古书和解放后出版的一些标点本，传统文化还是在生存着，在被人们偷偷地读。历史上的禁书、焚书，都不可能毁灭传统文化。相反，越是这样，倒越是促使人们有了读这些书的兴趣。我在“文革”时看了《唐诗三百首》，看了很多优秀的古典小说。有些古典小说中蕴含的价值观对人的影响是非常大的。“文革”后第一批考上大学的77、78级大学生，都在“文革”期间以各种渠道偷偷地读了很多古今中外的名著，所以高考恢复后立刻能吸引那么多的人才。

思想解放:造就国学复兴

记者:改革开放30年，传统文化的研究有了哪些转变，取得了哪些成就？

袁济喜:我是改革开放后第一批进入人民大学的，那是1978年。我是伴随着改革开放来成长的。从我个人搞的专业——中国文学批评史来说，最早感受到改革开放后人们对国学态度的改变。比如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在古典文学领域当中，最早成立了中国古代文论协会，成立了《文心雕龙》协会；重新对中国古代文学的宝藏进行了清理；重新印行了很多“文革”前出版、“文革”期间被查禁的著作，比如人民文学出版社的中国古典文艺理论丛刊等等；出版了一批优秀的研究著作，比如王元化的《文心雕龙创作论》，这是新时期一部研究中国传统文化的优秀著作。这本书的撰写是在“文革”前，但它的修订是在“文革”后，即改革开放后的新时期。作者在后记中也提到，他感受到改革开放的变化，因而对这本书重新进行了修订。很多在“文革”中不敢出版的东西现在可以出版，这就是改革开放带来的一个巨大的变化。在改革开放之前，作为学术界一位受人尊敬的长者，王元化先生也一直受到不公正的待遇。此外，当时还出版了很多研究学刊、学报，一直影响和延续到现在。